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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泊京都》古清生

美文阅读网玄门医圣围观:更新时间:2015-10-04 08:40:47
漂泊京都

  古清生

  漂泊京都,業已是第二個年頭了,初來的浮躁、苦悶和迷茫也逐漸地在時間裏消解,所得的是一顆平常心。獨自地在京都的居所裏寫作,或采買,或做飯燒菜、飲酒,典型的一個人的“作坊”,就把日子過得很靜,很淡。間或去到熱鬧的城區,也是爲匆匆的過客,并不把自己當作完全的京人。隻是想,我是一個純粹爲文學而投奔京城的人,把文學當作事業,也把文學當作稚氖侄危瓦@樣把日子過下去,把文章寫下去,日積夜累,可供大家卒讀或不堪卒讀的文字也就多起來。多得有些個泛濫麽?每天來的樣報多多,便也就把它看做是生命的“影子”。如今,熱愛文學的人是不多了吧?

  然而,在京都卻也有如我等癡者,打全國各地而來,朝聖般栖居京都。後些來的人,總有一些找上門來,要探讨文學的發展以及以文學稚膯栴}。這令我很感動。感動的是,大約他們都從書店裏買到我的那本散文集子,那本散文集子,我給它取名叫做《男人的蛻變》,大意是一個男人的精神從一種狀态轉向另一種狀态,這就是可以理解的了。也就在那本散文裏,有一篇的标題爲《無人呼我》,講的是我自己的故事,說是初到京城買了一個BP機,卻是沒有人呼我,寂寞時,自己呼了自己一回。這也不是什麽精彩的故事,卻是在那篇文章裏,無意公布了我的BP機的號碼,所以大凡來京的文學青年買了書,就以那個號呼我來。呼得多了,人就略略有些後悔,心想不該把BP機的號公開。隻是這樣地想了想罷,每有人呼來,還是趕快去公共電話亭回話。當對方告訴我,他也是流浪者時,我總是要與他在電話裏作長談。流浪的心,總是能夠相通的吧,所以,我并不去想如何的不該。因爲這樣的交流,總是讓我得到多多,那些個男女文學青年原本與我一樣,過去都有着一份安适的工作,有固定的收入,便是心中的那一個夢想,使得他們背井離鄉,走上了艱難曲折的流浪之路,而前途未蔔。那一份漂泊的心境,那一份無奈的焦灼,那一份孤獨的期待,不期然地從話語裏傳達,進入到我的心靈。

  還記得是去年的冬日,一個大雪紛飛的夜裏,我正在寫一篇散文,忽然BP機叫了,我一看,是一個并不熟悉的電話,想來是有什麽人有什麽急事呼我,便出門去打電話。其時已是夜裏十點,雪花在冷冷的路燈光下飛揚,而大街上,已是車少人稀,大多的店鋪也已關門。我頂着風雪騎車穿過好幾條街,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個電話,那個店子也正準備關門的,我來了,店主聽到我的南方口音,便寬容地讓我打,他也是南方人。撥通了電話,對方傳來的是一個苦悶的聲音。他說,我也是一個外省人,剛才讀了您的散文,我跟您一樣的心境,睡不着覺了,就想着呼您來,您不見怪吧?我在冷風裏打了個哆嗦,那天大約在零下十度,實在是冷的。我說,不怪不怪,找我有什麽事嗎?他說,我……主要是想和您聊一聊。我們就這樣一個在北京城的東頭,一個在北京城的最西頭,開始了電話交談。末了,我問他,你還回去麽?他說,回不去了。回不去了,這是我從外地來京的很多文化人口中聽到的,而我也一樣,回不到過去中去。且我的散文集中也收入了這樣一篇文章。我們這樣大約談了半個多小時,腳是凍得發疼,手也麻木得快要抓不住電話了,我隻好告訴他,我不能再陪你談了,太冷。也就是從那時開始,總有一些外省的青年文學朋友呼來。他們談着各式各樣的想法,講述各種各樣的處境。近時有一位南國來的文學青年也是這樣呼我,而他的想法卻是讓我驚歎,并促使我想到要寫一篇文章,告知那些欲來京都流浪的文學朋友一些什麽。

  那位朋友,原是一位教師的,大學畢業,辭了職到京都來回他的文學夢。這些,原本也很正常,京都是一個大城市,政治文化經濟中心,東西南北文化交雜,平日裏玩笑地說,京都是中國的紐約。很多外省人來京都圓夢,有成功者,也有失敗者,成功者是微笑,失敗者是淚水。然而那位朋友的思想卻是讓我沉思。他呼過我之後,要了我的地址,然後給我寫來一封長信,告訴我,他這是第二次來京都了。第一次來時,呆了些時日,用盡了身上爲數不多的錢,隻好又回到他的南國去,準備去更南的南方廣東去時,一位朋友在北京幫他找到一份工作,是電腦公司。他又來到京都到電腦公司打工。這原本也是很好的,老板很器重他,并想把他培養成一個商人。然而,他卻心儀文學,并不想走商人的路,也不曾安下心來經商,這樣,老板隻好推薦他到一家書店去,以爲在那裏他可以有所作爲。到了書店,自也是可以栖身的,與之文學也近了一些。可是,他一去書店便對老板說,他隻是暫時想呆在書店,他的目标仍是文學。老板勸他先幹好工作再說,這話好像不大合乎他的心情,及至這一位老板也想炒他的鱿魚了。因爲誰也不想讓自己的店子成爲文學院的。他在信中還說,他隻想搞文學,别的都毫無興趣。這話也是無錯,但是,因爲有這樣的想法,這樣的生活姿态,他目前又面臨着生存的危機了。

  流浪者呵,讀他的信的時候,我爲他的那份執著而感動,也爲他那份艱辛而心酸,但我卻無論如何也不能認同他的這種思維。爲事業從外省來到京都,這很令人感佩,不願意平庸,不甘心無所作爲,這已經是九十年代青年的精神走向。但是,京都并不是慈善機構,不會因爲你有事業心而救濟你,生存隻有靠你自己。在還不能夠靠文學養活自己的時候,自是要值靡环萋殬I,找到一個飯碗,且還要把它守住,這樣才是可以立住足,然後再智蟀l展。而那位朋友,這一切他都不想,我完全能夠清楚他面臨的是什麽樣的局面,卻又幫不上他,即便我現在完全靠稿酬爲生,也是要在一家報社打工的,最起碼我有一個通訊地址罷。我讀完那位朋友的信,想寫一封信告訴他,無論如何也得保住眼前的飯碗,文學的事,總是要等吃飽飯才可以談的,可是,他卻沒有給我留下地址,大約他根本就沒有地址,隻是到處尋找那種極小極便宜的旅館住罷。我心裏頓時怅然無限,一種爲朋友心酸的感念便也充塞于胸。但偌大的京都,我又怎能找見這些漂泊的文學朋友而—一把我的想法告知他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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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泊京都

  古清生

  漂泊京都,业已是第二个年头了,初来的浮躁、苦闷和迷茫也逐渐地在时间里消解,所得的是一颗平常心。独自地在京都的居所里写作,或采买,或做饭烧菜、饮酒,典型的一个人的“作坊”,就把日子过得很静,很淡。间或去到热闹的城区,也是为匆匆的过客,并不把自己当作完全的京人。只是想,我是一个纯粹为文学而投奔京城的人,把文学当作事业,也把文学当作谋生的手段,就这样把日子过下去,把文章写下去,日积夜累,可供大家卒读或不堪卒读的文字也就多起来。多得有些个泛滥么?每天来的样报多多,便也就把它看做是生命的“影子”。如今,热爱文学的人是不多了吧?

  然而,在京都却也有如我等痴者,打全国各地而来,朝圣般栖居京都。后些来的人,总有一些找上门来,要探讨文学的发展以及以文学谋生的问题。这令我很感动。感动的是,大约他们都从书店里买到我的那本散文集子,那本散文集子,我给它取名叫做《男人的蜕变》,大意是一个男人的精神从一种状态转向另一种状态,这就是可以理解的了。也就在那本散文里,有一篇的标题为《无人呼我》,讲的是我自己的故事,说是初到京城买了一个BP机,却是没有人呼我,寂寞时,自己呼了自己一回。这也不是什么精彩的故事,却是在那篇文章里,无意公布了我的BP机的号码,所以大凡来京的文学青年买了书,就以那个号呼我来。呼得多了,人就略略有些后悔,心想不该把BP机的号公开。只是这样地想了想罢,每有人呼来,还是赶快去公共电话亭回话。当对方告诉我,他也是流浪者时,我总是要与他在电话里作长谈。流浪的心,总是能够相通的吧,所以,我并不去想如何的不该。因为这样的交流,总是让我得到多多,那些个男女文学青年原本与我一样,过去都有着一份安适的工作,有固定的收入,便是心中的那一个梦想,使得他们背井离乡,走上了艰难曲折的流浪之路,而前途未卜。那一份漂泊的心境,那一份无奈的焦灼,那一份孤独的期待,不期然地从话语里传达,进入到我的心灵。

  还记得是去年的冬日,一个大雪纷飞的夜里,我正在写一篇散文,忽然BP机叫了,我一看,是一个并不熟悉的电话,想来是有什么人有什么急事呼我,便出门去打电话。其时已是夜里十点,雪花在冷冷的路灯光下飞扬,而大街上,已是车少人稀,大多的店铺也已关门。我顶着风雪骑车穿过好几条街,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电话,那个店子也正准备关门的,我来了,店主听到我的南方口音,便宽容地让我打,他也是南方人。拨通了电话,对方传来的是一个苦闷的声音。他说,我也是一个外省人,刚才读了您的散文,我跟您一样的心境,睡不着觉了,就想着呼您来,您不见怪吧?我在冷风里打了个哆嗦,那天大约在零下十度,实在是冷的。我说,不怪不怪,找我有什么事吗?他说,我……主要是想和您聊一聊。我们就这样一个在北京城的东头,一个在北京城的最西头,开始了电话交谈。末了,我问他,你还回去么?他说,回不去了。回不去了,这是我从外地来京的很多文化人口中听到的,而我也一样,回不到过去中去。且我的散文集中也收入了这样一篇文章。我们这样大约谈了半个多小时,脚是冻得发疼,手也麻木得快要抓不住电话了,我只好告诉他,我不能再陪你谈了,太冷。也就是从那时开始,总有一些外省的青年文学朋友呼来。他们谈着各式各样的想法,讲述各种各样的处境。近时有一位南国来的文学青年也是这样呼我,而他的想法却是让我惊叹,并促使我想到要写一篇文章,告知那些欲来京都流浪的文学朋友一些什么。

  那位朋友,原是一位教师的,大学毕业,辞了职到京都来回他的文学梦。这些,原本也很正常,京都是一个大城市,政治文化经济中心,东西南北文化交杂,平日里玩笑地说,京都是中国的纽约。很多外省人来京都圆梦,有成功者,也有失败者,成功者是微笑,失败者是泪水。然而那位朋友的思想却是让我沉思。他呼过我之后,要了我的地址,然后给我写来一封长信,告诉我,他这是第二次来京都了。第一次来时,呆了些时日,用尽了身上为数不多的钱,只好又回到他的南国去,准备去更南的南方广东去时,一位朋友在北京帮他找到一份工作,是电脑公司。他又来到京都到电脑公司打工。这原本也是很好的,老板很器重他,并想把他培养成一个商人。然而,他却心仪文学,并不想走商人的路,也不曾安下心来经商,这样,老板只好推荐他到一家书店去,以为在那里他可以有所作为。到了书店,自也是可以栖身的,与之文学也近了一些。可是,他一去书店便对老板说,他只是暂时想呆在书店,他的目标仍是文学。老板劝他先干好工作再说,这话好像不大合乎他的心情,及至这一位老板也想炒他的鱿鱼了。因为谁也不想让自己的店子成为文学院的。他在信中还说,他只想搞文学,别的都毫无兴趣。这话也是无错,但是,因为有这样的想法,这样的生活姿态,他目前又面临着生存的危机了。

  流浪者呵,读他的信的时候,我为他的那份执著而感动,也为他那份艰辛而心酸,但我却无论如何也不能认同他的这种思维。为事业从外省来到京都,这很令人感佩,不愿意平庸,不甘心无所作为,这已经是九十年代青年的精神走向。但是,京都并不是慈善机构,不会因为你有事业心而救济你,生存只有靠你自己。在还不能够靠文学养活自己的时候,自是要谋得一份职业,找到一个饭碗,且还要把它守住,这样才是可以立住足,然后再谋求发展。而那位朋友,这一切他都不想,我完全能够清楚他面临的是什么样的局面,却又帮不上他,即便我现在完全靠稿酬为生,也是要在一家报社打工的,最起码我有一个通讯地址罢。我读完那位朋友的信,想写一封信告诉他,无论如何也得保住眼前的饭碗,文学的事,总是要等吃饱饭才可以谈的,可是,他却没有给我留下地址,大约他根本就没有地址,只是到处寻找那种极小极便宜的旅馆住罢。我心里顿时怅然无限,一种为朋友心酸的感念便也充塞于胸。但偌大的京都,我又怎能找见这些漂泊的文学朋友而—一把我的想法告知他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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