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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湖梦》余秋雨

美文网永恒蓬莱围观:更新时间:2015-12-08 09:56:15
西湖夢

  餘秋雨

  1

  西湖的文章實在做得太多了,做的人中又多曆代高手,再做下去連自己也覺得愚蠢。但是,雖經多次違避,最後筆頭一抖,還是寫下了這個俗不可耐的題目。也許是這汪湖水沉浸着某種歸結性的意義,我避不開它。

  初識西湖,在一把劣質的摺扇上。那是一位到過杭州的長輩帶到鄉間來的。折扇上印着一幅西湖遊覽圖,與現今常見的遊覽圖不同,那上面清楚地畫着各種景緻,就像一個立體模型。圖中一一标明各種景緻的幽雅名稱,淩駕畫幅的總标題是“人間天堂”。鄉間兒童很少有圖畫可看,于是日日逼視,竟爛熟于心。年長之後真到了西湖,如遊故地,熟門熟路地踏訪着一個陳舊的夢境。

  明代正德年間一位日本使臣遊西湖後寫過這樣一首詩:

  昔年曾見此湖圖,

  不信人間有此湖。

  今日打從湖上過,

  畫工還欠費工夫。

  可見對許多遊客來說,西湖即便是初遊,也有舊夢重溫的味道。這簡直成了中國文化中的一個常用意象,摩挲中國文化一久,心頭都會有這個湖。

  奇怪的是,這個湖遊得再多,也不能在心中真切起來。過于玄豔的造化,會産生了一種疏離,無法與它進行家常性的交往。正如家常飲食不宜于排場,可讓兒童偎依的奶媽不宜于盛妝,西湖排場太大,妝飾太精,難以叫人長久安駐。大凡風景絕佳處都不宜安家,人與美的關系,竟是如此之蹊跷。

  西湖給人以疏離感,還有别一原因。它成名過早,遺迹過密,名位過重,山水亭舍與曆史的牽連過多,結果,成了一個象征性物象非常稠厚的所在。遊覽可以,貼近去卻未免吃力。爲了擺脫這種感受,有一年夏天,我跳到湖水中遊泳,獨個兒遊了長長一程,算是與它有了觸膚之親。湖水并不涼快,湖底也不深,卻軟絨絨地不能蹬腳,提醒人們這裏有千年的淤積。上岸後一想,我是從宋代的一處勝迹下水,遊到一位清人的遺宅終止的,于是,剛剛弄過的水波就立即被曆史所抽象,幾乎有點不真實了。

  它貯積了太多的朝代,于是變得沒有朝代。它彙聚了太多的方位,于是也就失去了方位。它走向抽象,走向虛幻,像一個收羅備至的博覽會,盛大到了缥缈。

  2

  西湖的盛大,歸攏來說,在于它是極複雜的中國文化人格的集合體。

  一切宗教都要到這裏來參加展覽,再避世的,也不能忘情于這裏的熱鬧;再苦寂的,也要分享這裏的一角秀色。佛教勝迹最多,不必一一列述了,即便是超逸到家了的道家,也占據了一座葛嶺,這是湖畔最先迎接黎明的地方,一早就呼喚着繁密的腳印。作爲儒将楷模的嶽飛,也跻身于湖濱安息,世代張揚着治國平天下的教義。甯靜淡泊的國學大師也會與荒誕奇瑰的神話傳說相鄰而居,各自變成一種可供觀瞻的景緻。

  這就是真正中國化了的宗教。深奧的理義可以幻化成一種熱鬧的浏覽方式,與感官玩樂溶成一體。這是真正的達觀和“無執”,同時也是真正的浮滑和随意。極大的認真伴和着極大的不認真,最後都皈依于消耗性的感官天地。中國的原始宗教始終沒有像西方那樣上升爲完整嚴密的人爲宗教,而後來的人爲宗教也急速地散落于自然界,與自然宗教遙相呼應。背着香袋來到西湖朝拜的善男信女,心中并無多少教義的蹤影,眼角卻時時關注着桃紅柳綠、莼菜醋魚。是山水走向了宗教?抑或是宗教走向了山水?反正,一切都歸之于非常實際、又非常含糊的感官自然。

  西方宗教在教義上的完整性和普及性,引出了宗教改革者和反對者們在理性上的完整性的普及性;而中國宗教,不管從順向還是逆向都激發不了這樣的思維習慣。綠綠的西湖水,把來到岸邊的各種思想都款款地搖碎,溶成一氣,把各色信徒都陶冶成了遊客。它波光一閃,嫣然一笑,科學理性精神很難在它身邊保持堅挺。也許,我們這個民族,太多的是從西湖出發的遊客,太少的是魯迅筆下的那種過客。

  過客衣衫破碎,腳下淌血,如此急急地趕路,也在尋找一個生命的湖泊吧?但他如果真走到了西湖邊上,定會被萬千悠閑的遊客看成是乞丐。也許正是如此,魯迅勸阻郁達夫把家搬至杭州。

  錢王登假仍如在,

  伍相随波不可尋,

  平楚日和憎健翮,

  小山香滿蔽高岑。

  墳壇冷落将軍嶽,

  梅鶴凄涼處士林,

  何似舉家遊曠遠,

  風波浩蕩足行吟。

  他對西湖的口頭評語乃是:“至于西湖風景,雖然宜人,有吃的地方,也有玩的地方,如果流連記返,湖光山色,也會消磨人的志氣的。如像袁子才,身上穿一件羅紗大褂,如蘇小小認認鄉親,過着飄飄然的生活,也就無聊了。”(川島:《憶魯迅先生一九二八年杭州之遊》)

  然而,多數中國文人的人格結構中,對個充滿象征性和抽象度的西湖,總有很大的向心力。社會理性使命已悄悄抽繹,秀麗山水間散落着才子、隐士,埋藏着身前的孤傲和身後的空名。天大的才華和郁憤,取後都化作供後人遊玩的景點。

  景點,景點,總是景點,再也讀不到傳世的檄文,隻剩下廊柱上龍飛風舞的楹聯。

  再也找不見慷慨的遺恨,隻剩下幾座既可憑吊也可休息的亭台。

  再也不去期待曆史的震顫,隻有凜然安坐着的萬古湖山。

  修繕,修繕,再修繕,群塔入雲,藤葛如髯,湖水上漂浮着千年藻苔。

  3

  西湖勝迹中最能讓中國文人揚眉吐氣的,是白堤和蘇堤。兩位大詩人、大文豪,不是爲了風雅,甚至不是爲了文化上的目的,純粹爲了解除當地人民的疾苦,興修水利,浚湖築堤,終于在西湖中留下了兩條長長的生命堤壩。

  清人查容詠蘇堤詩雲:“蘇公當日曾築此,不爲遊觀爲民耳。”恰恰是最懂遊觀的藝術家不願意把自己的文化形象雕琢成遊觀物,于是,這樣的堤岸便成了西湖間特别顯得自然的景物。不知旁人如何,就我而論,遊西湖最暢心意的,乃是在微雨的日子,獨個兒漫步于蘇堤。也沒有什麽名句逼我吟誦,也沒有後人的感慨來強加于我,也沒有一尊莊嚴的塑像壓抑我的松快,它始終隻是一條自然功能上的長堤,樹木也生得平适,鳥鳴也聽得自如。這一切都不是東坡學士特意安排的,隻是他到這裏做了太守,辦了一件盡職的好事,就這樣,才讓我看到一個在美的領域真正卓越到了從容的蘇東坡。[!--empirenews.page--]

  但是,就白居易、蘇東坡的整體情懷而言,這兩道物化了的長堤還是太狹小的存在。他們有他們比較完整的天下意識、宇宙感悟,他們有比較硬朗的主體精神、理性思考,在文化品位上,他們是那個時代的峰巅和精英。他們本該在更大的意義上統領一代民族精神,但卻僅僅因辭章而入選爲一架僵硬機體中的零件,被随處裝上拆下,東奔西颠,極偶然地調配到了這個湖邊,搞了一下别人也能搞的水利。我們看到的,是中國曆代文化良心所能作的社會實績的極緻。盡管美麗,也就是這麽兩條長堤而已。

  也許正是對這類結果的大徹大悟,西湖邊又悠悠然站出一個林和靖。他似乎把什麽都看透了,隐居孤山二十年,以梅爲妻,以鶴爲子,遠避官場與市嚣。他的詩寫得着實高明,以“疏影橫斜水清湥迪愀釉曼S昏”兩句來詠梅,幾乎成爲千古絕唱。中國古代,隐士多的是,而林和靖憑着梅花、白鶴與詩句,把隐士真正做道地、做漂亮了。在後世文人眼中,白居易、蘇東坡固然值得羨慕,卻是難以追随的;能夠偏偏到杭州西湖來做一太守,更是一種極偶然、極奇罕的機遇。然而,要追随林和靖卻不難,不管有沒有他的才分。梅妻鶴子有點煩難,其實也很寬松,林和靖本人也是有妻子和小孩的。那兒找不到幾叢花樹、幾雙飛禽呢?在現實社會碰了壁、受了阻,急流勇退,扮作半個林和靖是最容易不過的。這種自衛和自慰,是中國分子的機智,也是中國知識分子的狡黠。不能把志向實現于社會,便躲進一個自然小天地自娛自耗。他們消除了志向,漸漸又把這種消除當作了志向。安貧樂道的達觀修養,成了中國文化人格結構中一個寬大的地窯,盡管有濃重的黴味,卻是安全而甯靜。于是,十年寒窗,博覽文史,走到了民族文化的高坡前,與社會交手不了幾個回合,便把一切沉埋進一座座孤山。結果,群體性的文化人格日趨黯淡。春去秋來,梅凋鶴老,文化成了一種無目的的浪費,封閉式的道德完善導向了總體上的不道德。文明的突進,也因此被取消,剩下一堆梅瓣、鶴羽,像畫簽一般,夾在民族精神的史冊上。

  4

  與這種黯淡相對照,野潑潑的,另一種人格結構也調皮地擠在西湖岸邊湊熱鬧。

  首屈一指者,當然是名妓蘇小小。

  不管願意不願意,這位妓女的資格,要比上述幾位名人都老,在後人詠西湖的詩作中,總是有意無意地把蘇東坡、嶽飛放在這位姑娘後面:“蘇小門前花滿枝,蘇公公堤上女當垆”“蘇家弱柳猶含媚,嶽墓喬松亦抱忠”……就是年代較早一點的白居易,也把自己寫成是蘇小小的欽仰者:“若解多情尋小小,綠楊深處是蘇家”;“蘇家小女舊知名,楊柳風前别有情”。

  如此看來,詩人袁子才镌一小章曰:“錢墉蘇小是鄉親”,雖爲魯迅所不悅,卻也頗可理解的了。

  曆代吟詠和憑吊蘇小小的,當然不乏輕薄文人,但内心厚實的飽學之士也多的是。在我們這樣一個國度,一位妓女競如此尊貴地長久安享景仰,原因是頗爲深刻的。

  蘇小小的形象本身就是一個夢。她很重感情,寫下一首《同心歌》曰“妾乘油壁車,郎跨青骢馬,何處結同心,西陵松柏下”,樸樸素素地道盡了青年戀人約會的無限風光。美麗的車,美麗的馬,一起飛駛疾馳,完成了一組氣韻奪人的情感造像。又傳說她在風景勝處偶遇一位窮困書生,便慷慨解囊,贈銀百兩,助其上京。但是,情人未歸,書生已去,世界沒能給她以情感的報償。她不願做姬做妾,勉強去完成一個女人的低下使命,而是要把自己的美色呈之街市,蔑視着精麗的高牆。她不守貞節隻守美,直讓一個男性的世界圍着她無常的喜怒而旋轉。最後,重病即将奪走她的生命,她卻恬然适然,覺得死于青春華年,倒可給世界留下一個最美的形象。她甚至認爲,死神在她十九歲時來訪,乃是上天對她的最好成全。

  難怪曹聚仁先生要把她說成是茶花女式的唯美主義者。依我看,她比蔡花女活得更爲潇灑。在她面前,中國曆史上其他有文學價值的名妓,都把自己搞得太逼仄了,爲了個負心漢,或爲了一個朝廷,颠簸得過于認真。隻有她那種頗有哲理感的超逸,才成爲中國文人心頭一幅秘藏的聖符。

  由情至美,始終圍繞着生命的主題。蘇東坡把美衍化成了詩文和長堤,林和靖把美寄托于梅花與白鶴,則蘇小小,則一直把美熨貼着自己的本體生命。她不作太多的物化轉捩,隻是憑借自身,發散出生命意識的微波。

  妓女生涯當然是不值得贊頌的,蘇小小的意義在于,她構成了與正統人格結構的奇特對峙。再正經的鴻儒高士,在社會品格上可以無可指摘,卻常常壓抑着自己和别人的生命本體的自然流程。這種結構是那樣的宏大和強悍,使生命意識的激流不能不在崇山峻嶺的圍困中變得恣肆和怪異。這裏又一次出現了道德和不道德、人性和非人性,美和醜的悖論:社會污濁中也會隐伏着人性的大合理,而這種大合理的實現方式又常常怪異到正常的人們所難以容忍。反之,社會曆史的大光亮,又常常以犧牲人本體的許多重要命題爲代價。單向完滿的理想狀态,多是夢境。人類難以掙脫的一大悲哀,便在這裏。

  西湖所接納的另一具可愛的生命是白娘娘。雖然隻是傳說,在世俗知名度上卻遠超許多真人,在中國人的精神疆域中早就成了種更宏大的切實存在。人們慷慨地把湖水、斷橋、雷峰塔奉獻給她。在這一點上,西湖毫無虧損,反而因此而增添了特别明亮的光色。

  她是妖,又是仙,但成妖成仙都不心甘。她的理想最平凡也最燦爛:隻願做一個普普通通的人。這個基礎命題的提出,在中國文化中具有極大的挑戰性。

  中國傳統思想曆來有分割兩界的習慣性功能。一個渾沌的人世間,利刃一劃,或者成爲聖、賢、忠、善、德、仁,或者成爲奸、惡、邪、醜、逆、兇,前者舉入天府,後者淪于地獄。有趣的是,這兩者的轉化又極爲便利。白娘娘做妖做仙都非常容易,麻煩的是,她偏偏看到在天府與地獄之間,還有一快平實的大地,在妖魔和神仙之間,還有一種尋常的動物:人。她的全部炎難,便由此而生。

  普通的、自然的、隻具備人的意義而不加外飾的人,算得了什麽呢?厚厚一堆二十五史并沒有爲它留出多少筆墨。于是,法海逼白娘娘回歸于妖,天庭勸白娘娘上升爲仙,而她卻拚着生命大聲呼喊:人!人!人![!--empirenews.page--]

  她找上了許仙,許仙的木讷和萎頓無法與她的情感強度相對稱,她深感失望。她陪伴着一個已經是人而不知人的尊貴的凡夫,不能不陷于寂寞。這種寂寞,是她的悲劇,更是她所向往的人世間的悲劇,可憐的白娘娘,在妖界仙界呼喚人而不能見容,在人間呼喚人也得不到回應,但是,她是決不會舍棄許仙的,是他,使她想做人的欲求變成了現實,她不願去尋找一個超凡脫俗即已離異了普通狀态的人。這是一種深刻的矛盾,她認了,甘願爲了他去萬裏迢迢盜仙草,甘願爲了他在水漫金山時殊死拚搏。一切都是爲了衛護住她剛剛抓住一半的那個“人”字。

  在我看來,白娘娘最大的傷心處正在這裏,而不是最後被鎮于雷峰塔下。她無懼于死,更何懼于鎮?她莫大的遺憾,是終于沒能成爲一個普通人。雷峰塔隻是一個歸結性的造型,成爲一個民族精神界的怆然象征。

  一九二四年九月,雷峰塔終于倒掉,一批“五四”文化闖将都不禁由衷歡呼,魯迅更是對之一論再論。這或許能證明,白娘娘和雷峰塔的較量,關系着中國精神文化的決裂和更新?爲此,即使明智如魯迅,也願意在一個傳說故事的象征意義上深深沉浸。

  魯迅的朋友中,有一個用腦袋撞擊過雷峰塔的人,也是一位女性,吟罷“秋風秋雨愁煞人”,也在西湖邊上安身。

  我欠西湖的一筆宿債,是至今未到雷峰塔廢墟去看看。據說很不好看,這是意料中的,但總要去看一次。
西湖梦

  余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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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湖的文章实在做得太多了,做的人中又多历代高手,再做下去连自己也觉得愚蠢。但是,虽经多次违避,最后笔头一抖,还是写下了这个俗不可耐的题目。也许是这汪湖水沉浸着某种归结性的意义,我避不开它。

  初识西湖,在一把劣质的摺扇上。那是一位到过杭州的长辈带到乡间来的。折扇上印着一幅西湖游览图,与现今常见的游览图不同,那上面清楚地画着各种景致,就像一个立体模型。图中一一标明各种景致的幽雅名称,凌驾画幅的总标题是“人间天堂”。乡间儿童很少有图画可看,于是日日逼视,竟烂熟于心。年长之后真到了西湖,如游故地,熟门熟路地踏访着一个陈旧的梦境。

  明代正德年间一位日本使臣游西湖后写过这样一首诗:

  昔年曾见此湖图,

  不信人间有此湖。

  今日打从湖上过,

  画工还欠费工夫。

  可见对许多游客来说,西湖即便是初游,也有旧梦重温的味道。这简直成了中国文化中的一个常用意象,摩挲中国文化一久,心头都会有这个湖。

  奇怪的是,这个湖游得再多,也不能在心中真切起来。过于玄艳的造化,会产生了一种疏离,无法与它进行家常性的交往。正如家常饮食不宜于排场,可让儿童偎依的奶妈不宜于盛妆,西湖排场太大,妆饰太精,难以叫人长久安驻。大凡风景绝佳处都不宜安家,人与美的关系,竟是如此之蹊跷。

  西湖给人以疏离感,还有别一原因。它成名过早,遗迹过密,名位过重,山水亭舍与历史的牵连过多,结果,成了一个象征性物象非常稠厚的所在。游览可以,贴近去却未免吃力。为了摆脱这种感受,有一年夏天,我跳到湖水中游泳,独个儿游了长长一程,算是与它有了触肤之亲。湖水并不凉快,湖底也不深,却软绒绒地不能蹬脚,提醒人们这里有千年的淤积。上岸后一想,我是从宋代的一处胜迹下水,游到一位清人的遗宅终止的,于是,刚刚弄过的水波就立即被历史所抽象,几乎有点不真实了。

  它贮积了太多的朝代,于是变得没有朝代。它汇聚了太多的方位,于是也就失去了方位。它走向抽象,走向虚幻,像一个收罗备至的博览会,盛大到了缥缈。

  2

  西湖的盛大,归拢来说,在于它是极复杂的中国文化人格的集合体。

  一切宗教都要到这里来参加展览,再避世的,也不能忘情于这里的热闹;再苦寂的,也要分享这里的一角秀色。佛教胜迹最多,不必一一列述了,即便是超逸到家了的道家,也占据了一座葛岭,这是湖畔最先迎接黎明的地方,一早就呼唤着繁密的脚印。作为儒将楷模的岳飞,也跻身于湖滨安息,世代张扬着治国平天下的教义。宁静淡泊的国学大师也会与荒诞奇瑰的神话传说相邻而居,各自变成一种可供观瞻的景致。

  这就是真正中国化了的宗教。深奥的理义可以幻化成一种热闹的浏览方式,与感官玩乐溶成一体。这是真正的达观和“无执”,同时也是真正的浮滑和随意。极大的认真伴和着极大的不认真,最后都皈依于消耗性的感官天地。中国的原始宗教始终没有像西方那样上升为完整严密的人为宗教,而后来的人为宗教也急速地散落于自然界,与自然宗教遥相呼应。背着香袋来到西湖朝拜的善男信女,心中并无多少教义的踪影,眼角却时时关注着桃红柳绿、莼菜醋鱼。是山水走向了宗教?抑或是宗教走向了山水?反正,一切都归之于非常实际、又非常含糊的感官自然。

  西方宗教在教义上的完整性和普及性,引出了宗教改革者和反对者们在理性上的完整性的普及性;而中国宗教,不管从顺向还是逆向都激发不了这样的思维习惯。绿绿的西湖水,把来到岸边的各种思想都款款地摇碎,溶成一气,把各色信徒都陶冶成了游客。它波光一闪,嫣然一笑,科学理性精神很难在它身边保持坚挺。也许,我们这个民族,太多的是从西湖出发的游客,太少的是鲁迅笔下的那种过客。

  过客衣衫破碎,脚下淌血,如此急急地赶路,也在寻找一个生命的湖泊吧?但他如果真走到了西湖边上,定会被万千悠闲的游客看成是乞丐。也许正是如此,鲁迅劝阻郁达夫把家搬至杭州。

  钱王登假仍如在,

  伍相随波不可寻,

  平楚日和憎健翮,

  小山香满蔽高岑。

  坟坛冷落将军岳,

  梅鹤凄凉处士林,

  何似举家游旷远,

  风波浩荡足行吟。

  他对西湖的口头评语乃是:“至于西湖风景,虽然宜人,有吃的地方,也有玩的地方,如果流连记返,湖光山色,也会消磨人的志气的。如像袁子才,身上穿一件罗纱大褂,如苏小小认认乡亲,过着飘飘然的生活,也就无聊了。”(川岛:《忆鲁迅先生一九二八年杭州之游》)

  然而,多数中国文人的人格结构中,对个充满象征性和抽象度的西湖,总有很大的向心力。社会理性使命已悄悄抽绎,秀丽山水间散落着才子、隐士,埋藏着身前的孤傲和身后的空名。天大的才华和郁愤,取后都化作供后人游玩的景点。

  景点,景点,总是景点,再也读不到传世的檄文,只剩下廊柱上龙飞风舞的楹联。

  再也找不见慷慨的遗恨,只剩下几座既可凭吊也可休息的亭台。

  再也不去期待历史的震颤,只有凛然安坐着的万古湖山。

  修缮,修缮,再修缮,群塔入云,藤葛如髯,湖水上漂浮着千年藻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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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湖胜迹中最能让中国文人扬眉吐气的,是白堤和苏堤。两位大诗人、大文豪,不是为了风雅,甚至不是为了文化上的目的,纯粹为了解除当地人民的疾苦,兴修水利,浚湖筑堤,终于在西湖中留下了两条长长的生命堤坝。

  清人查容咏苏堤诗云:“苏公当日曾筑此,不为游观为民耳。”恰恰是最懂游观的艺术家不愿意把自己的文化形象雕琢成游观物,于是,这样的堤岸便成了西湖间特别显得自然的景物。不知旁人如何,就我而论,游西湖最畅心意的,乃是在微雨的日子,独个儿漫步于苏堤。也没有什么名句逼我吟诵,也没有后人的感慨来强加于我,也没有一尊庄严的塑像压抑我的松快,它始终只是一条自然功能上的长堤,树木也生得平适,鸟鸣也听得自如。这一切都不是东坡学士特意安排的,只是他到这里做了太守,办了一件尽职的好事,就这样,才让我看到一个在美的领域真正卓越到了从容的苏东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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