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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放者的土地》余秋雨

美文阅读网紫云浮梦围观:更新时间:2015-12-05 08:34:15
流放者的土地

  餘秋雨

  一

  東北終究是東北,現在已是盛夏的尾梢,江南的西瓜早就收藤了,而這裏似乎還剛剛開旺,大路邊高高低低地延綿着一堵用西瓜砌成的牆,瓜農們還在從綠油油的瓜地裏一個個捧出來往上面堆。停車一問價錢,大吃一驚,才八分錢一斤。買了一大堆搬到車上,先切開一個在路邊啃起來。一口下去又是一驚,竟是我平生很少領略過的清爽和甘甜!以往在江南西瓜下市季節,總有一批"北方瓜"來收場,那些瓜吃起來又粗又淡,很爲江南人所鄙視,我還曾爲此可憐過北方的朋友。北方的朋友辯解說,那是由于要長途咻敚显缯乱恍└緵]熟的瓜在車皮和倉庫裏慢慢蹲熟的,代表不了北方瓜。今天我才真正信了,不禁邊吃西瓜邊擡頭打量起眼前的土地。這裏的天藍得特别深,因此把白雲襯托得銀亮而富有立體感。藍天白雲下面全是植物,有莊稼,也有自生自滅的花草。與大西北相比,這裏一點也不荒瘠,但與江南相比,這裏似乎又缺少了那些溫馨而精緻的曲曲彎彎,透着點兒蒼涼和浩茫。

  這片土地,竟然會蘊藏着這麽多的甘甜麽?

  我想這個問題的時候心頭不禁一顫,因爲我正站在從牡丹江到鏡泊湖去的半道上,腳下是黑龍江省甯安縣,清代被稱之爲"甯古塔"的所在。隻要對清史稍有涉獵的讀者都能理解我的心情,在漫長的數百年間,不知有多少所謂"犯人"的判決書上寫着"流放甯古塔"!

  我是在很多年前讀魯迅論及清代文字獄的文章時首次看到這個地名的,因爲它與獰厲的政治迫害和慘烈的人生遭遇連在一起,使我忍不住擡起頭來遙想它的地理形貌。後來我本人不知爲什麽對文字獄的史料也越來越重視起來,因而這個地名便成了我閱讀中的常見詞彙。近年來喜歡讀一些地域文化的著作,在拜讀謝國桢先生寫于半個世紀前的《清初東北流人考》和李興盛先生兩年前出版的《東北流人史》①時更是反複與它打交道了。今天,我居然真的踏到了這塊著名的土地上面,而它首先給我的居然是甘甜!

  有那麽多的朝廷在案以它作爲句點,因此"甯古塔"三個再平靜不過的字成了全國官員和文士心底最不吉祥的符咒。任何人都有可能一夜之間與這裏産生終身性的聯結,而到了這裏,财産、功名、榮譽、學識,乃至整個身家性命都會堕入漆黑的深淵,幾乎不大可能再泅得出來。金銮殿離這裏很遠又很近,因此這三個字常常悄悄地潛入高枕弭篱g的惡夢,把那麽多的人吓出一身身冷汗。清代統治者特别喜歡流放江南人,因此這塊土地與我的出身地和稚匾灿凶藕苌畹木壏帧装倌昵暗慕憧谝艉同F在一定會有不少差别了吧,但雲還是這樣的雲,天還是這樣的天。

  地可不是這樣的地。有一本叫做《研堂見聞雜記》的書上寫道,當時的甯古塔,幾乎不是人間的世界,流放者去了,往往半道上被虎狼惡獸吃掉,甚至被餓昏了的當地人分而食之,能活下來的不多。當時另有一個著名的流放地叫尚陽堡,也是一個讓人毛骨悚然的地名,但與甯古塔一比,尚陽堡還有房子可住,還能活得下來,簡直好到天上去了。也許有人會想,有塔的地方總該有點文明的遺留吧,怎麽會這樣?這就搞錯了。甯古塔沒有塔,這三個字完全是滿語的音譯,意爲"六個"("甯古"爲"六","塔"爲"個"),據說很早的時候曾有兄弟六人在這裏住過,而這六個人可能還與後來的清室攀得上遠親。

  今天我的出發地和目的地都很漂亮,想想吧,牡丹江、鏡泊湖,連名字也已經美不勝收了,但我此行的主要目的卻是這半道上的流放地。由它,又聯想到東北其他幾個著名的流放地如今天的沈陽(當時稱盛京)、遼甯開原縣(即當時的尚陽堡)以及齊齊哈爾(當時稱蔔魁)等處,我,又想來觸摸中國曆史身上某些讓人不太舒服的部位了。

  二

  中國古代列朝對犯人的懲罰,條例繁雜,但粗粗說來無外乎打、殺、流放三種。打是輕刑,殺是極刑,流放不輕不重嵌在中間。

  打的名堂就很多,打的工具(如笞、杖之類)、方式和數量都不一樣。再道貌岸然的高官,再斯文儒雅的學者,從小受足了"非禮勿視"的教育,舉手投足蘊藉有度,剛才站到殿阙中央來講話時還細聲慢氣地努力調動一連串深奧典故用以替代一切世俗詞彙呢,簡直雅到無以複加的地步了,突然不知是哪句話講錯了,立即被一群宮廷侍衛按倒在地,在心款ヮブ卤话窍卵澴樱晃逡皇蚪饋怼In白的肌肉,殷紅的鮮血,不敢大聲發出的哀號,亂作一團的白發,強烈地提醒着端立在一旁的文武百官:你們說到底隻是一種生理性的存在。用思想來辯駁思想,用理性來面對理性,從來沒有那回事兒。一言不合,請亮出尊臀。與此間風景相比,著書立說、砌磋研讨,實在成了一種可笑的存在。中國社會總是不講道理,也不要道理,便與此有關。

  殺的花樣就更多了。我早年在一本舊書中讀到嘉慶皇帝如何殺戮一個在圓明園試圖向他動刀的廚師的具體記述,好幾天都吃不下飯。後來我終于對其他殺人花樣也有所了解了,真希望我們下一代不要再有人去知道這些事情。那一大套款式,絕對隻有那些徹底丢棄了人性卻又保持着充分想象力的人才能設計得出來。以我看來他們的設計原則是把死這件事情變成一個可供細細品味、慢慢咀嚼的漫長過程,在這一過程中,組成人的一切器官和肌膚全都成了痛苦的由頭,因此受刑者隻能怨恨自己竟然是個人。我相信中國的宮廷官府所實施的殺人辦法,是人類從猿猴變過來之後幾十萬年間最爲殘酷的自戕遊戲,即便是豺狼虎豹在旁看了也會瞠目結舌。幸好中國的皇帝在這方面都沒有神經脆弱的毛病,他們總是玩牌一樣掂量着各種死法,有時突然想起"犯人"戰功赫赫或學富五車,會特别開恩換一種等級略低一點的死法,在這種情況下,不僅将死的"犯人"會衷心地叩謝皇恩浩蕩,而且皇帝自己也覺得仁慈過人、宅心寬厚。皇帝的這個習慣倒是成了中國的社會慣例,許多笑容可掬的方案權衡,常常以總體性的殘忍爲前提。殘忍成了一種廣泛傳染的曆史病菌和社會病菌,動不動就采取極端措施,驅逐了人道、公德、信義、寬容、和平。

  現在可以回到流放上來了。說過了殺的花樣,流放确實成了一種極爲仁厚的懲罰,但實際上對承受者來說,殺起來再慢也總不會拖延太久,而流放卻是一種長時間的可怖折磨。死了倒也罷了,問題是人還活着,種種不幸都要用心靈去一點點消受,這就比死都煩難了。就以當時流放東北的江南人和中原人來說,首先讓人受不了的事實是流放的株連規模。有時不僅全家流放,而且禍及九族,所有遠遠近近的親戚,甚至包括鄰裏,全都成了流放者,往往是幾十人、百餘人的隊伍,浩浩蕩蕩。别以爲這樣熱熱鬧鬧一起遠行并不差,須知這些幾天前還是逡掠袷车募彝ザ家驯徊槌耶b财物蕩然無存,而且到流放地之後做什麽也早已定下,如"賞給出力兵丁爲奴","給披甲人爲奴"等等,從孩子開始都已經是奴隸。一路上怕他們逃走,便枷鎖千裏。我現在随手翻開桌上的史料就見到這樣一條記載:明宣德八年,一次有一百七十名犯人流放到東北,但死在路上就有三分之二,到東北隻剩下五十人。由此,一路上的自然艱苦和人爲虐待便可想見。好不容易到了流放地,這些奴隸分配給了主人,主人見美貌的女性就随意糟蹋,怕丈夫礙手礙腳先把丈夫殺了;人員那麽多用不了,選出一些女的賣給娼寮,選出一些男的去換馬。最好的待遇算是在所謂"官莊"裏做苦力,當然也完全沒有自由,照清代被流放的學者吳兆骞記述,"官莊人皆骨瘦如柴","一年到頭,不是種田,即是打圍、燒石灰、燒炭,并無半刻空閑日子。"[!--empirenews.page--]

  在一本叫《絕域紀略》的書中描寫了流放在那裏的江南女子汲水的鏡頭:"春餘即汲,霜雪井溜如山,赤腳單衣悲號于肩擔者,不可紀,皆中華富貴家裔也。"在這些可憐的汲水女裏面,肯定有着不少崔莺莺、林黛玉這樣的人物,昨日的嬌貴矜持根本不敢再回想,連那點哀怨悱恻的戀愛悲劇,也全部成了奢侈。

  康熙時期的詩人丁介曾寫過這樣兩句詩:南國佳人多塞北,中原名士半遼陽。這裏該包含着多少讓人不敢細想的真正大悲劇啊。詩句或許會有些誇張,但當時中原各省在東北流放地到了"無省無人"的地步是确實的。據李興盛先生統計,單單清代的東北流人(其概念比流放犯略大),總數在150萬以上。普通平民百姓很少會被流放,因而其間"名士"和"佳人"的比例确實不低。

  如前所說,這麽多人中,很大一部分是株連者,這個冤屈就實在太大了。那些遠親,可能根本沒見過當事人,他們的親族關系要通過老一輩曲曲折折的比劃才能勉強理清,現在卻一古腦兒都被趕到了這兒。在統治者看來,中國人都不是個人,隻是長在家族大樹上的葉子,一片葉子看不順眼了,證明從根上就不好,于是一棵大樹連根兒拔掉。我看"株連"這兩個字的原始含義就是這樣來的。樹上的葉子那麽多,不知哪一片會出事而禍及自己,更不知自己的一舉一動什麽時候會危害到整棵大樹,于是隻能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如此這般,中國怎麽還會有獨立的個體意識呢?我們以往不也見過很多心底裏很明白而行動卻極其窩囊的人物嗎?有的事,他們如果按心底所想的再堅持一下就堅持出人格和個性來了,但皺眉一想妻兒老小、親戚朋友,也就立即改變了主意。既然大樹上沒有一片葉子敢于面對風的吹拂、露的浸潤、霜的飄灑,整個樹林也便成了沒有風聲鳥聲的死林。朝廷需要的就是這樣一片表面上看起來碧綠蔥茏的死林,"株連"的目的正在這裏。

  我常常設想,那些當事人在東北流放地遇見了以前從來沒有聽見過、這次卻因自己而罹難的遠房親戚,該會說什麽話,作何等樣的表情?而那些遠房親戚又會作什麽反應?當事人極其内疚是毫無疑問的,但光内疚夠嗎?而且内疚什麽呢?他或許要解釋一下案情,而他真能搞得清自己的案情嗎?

  能說清自己案情的倒是流放者中那一部分真正的罪犯,即我們現在所說的刑事犯;還有一部分屬于宮廷内部勾心鬥角的失敗者,他們大體也說得清自己流放的原因,其中有些人的經曆也很有曆史意味,但至少我今天在寫這篇文章時對他們興趣不大。最說不清楚的是那些文人,不小心沾上了"文字獄"、科場案,一夜之間成了犯人,竟然福大命大沒被砍頭,與一大群株連者一起跌跌撞撞地發配到東北來了,他們大半搞不清自己的案情。

  "文字獄"的無法說清已有很多人寫過,不想再說什麽了。我想,流放東北的文人中真正算得上"犯案"的大概就是在科舉考試中作弊的那一撥了。明代以降,特别是清代,壅塞着接二連三的所謂"科場案",好像魯迅的祖父後來也挨到了這類案子裏邊,幸好沒有全家流放,否則我們就沒有《阿Q正傳》好讀了。依我看,科場中真作弊的有(魯迅的祖父像是真的),但也有很大一部分是恣意誇大甚至無中生有的。例如1657年(順治十四年)發生過兩個著名的科場案,造成被殺、被流放的人很多,我們不妨選其中較嚴重的一個即所謂"南闱科場案"稍稍多看幾眼。

  一場考試過去,發榜了,沒考上的仕子們滿腹牢騷,議論很多,被說得最多的是考上舉人的安徽青年方章钺可能(!)與主考大人是遠親,即所謂"聯宗"吧,理應回避,不回避就有可能作弊。落第考生的這些道聽途說被一位官員聽到了,就到順治皇帝那裏奏了一本,順治皇帝聞奏後立即(!)下旨,正副主考一并革職,把那位考生方章钺捉來嚴審。這位安徽考生的父親叫方拱乾,也在朝中做着官,上奏說我們家從來沒有與主考大人聯過宗,聯宗之說是誤傳,因此用不着回避,以前幾屆也考過,朝廷可以調查。本來這是一件很容易調查清楚的事情,但麻煩的是皇帝已經表了态,而且已把兩個主考革職了,如果真的沒有聯過宗,皇帝的臉往哪兒擱?因此朝廷上下一口咬定,你們兩家一定聯過宗,不可能不聯宗,沒有理由不聯宗,爲什麽不聯宗?不聯宗才怪呢!既然肯定聯過宗,那就應該在子弟考試時回避,不回避就是犯罪。刑部花了不少時間琢磨這個案子,再琢磨皇帝的心思,最後心一橫,拟了個處理方案上報,大緻意思無非是,正副主考已經激起聖怒,被皇帝親自革了職,那就幹脆處死算了,把事情做到底别人也就沒話說了;至于考生方章钺,朝廷不承認他是舉人,作廢。

  這個處理方案送到了順治皇帝那裏,大家原先以爲皇帝也許會比刑部寬大一點,做點姿态,沒想到皇帝的回旨極其可怕:正、副主考斬首,沒什麽客氣的;還有他們領導的其他所有試官到哪裏去了?一共十八名,全部絞刑,家産沒收,他們的妻子女兒一概做奴隸。聽說已經死了一個姓盧的考官了?算他幸撸募耶b也要沒收,他的妻子女兒也要去做奴隸。還有,就讓那個安徽考生不做舉人算啦?不行,把八個考取的考生全都收拾一下,他們的家産也應全部沒收,每人狠狠打上四十大板,更重要的是,他們這群考生的父母、兄弟、妻子,要與這幾個人一起,全部流放到甯古塔!

  這就是典型的中國古代判決,處罰之重,到了完全離譜的程度。不就是僅僅一位考生可能與主考官有點沾親帶故的嫌疑嗎?他父親出來已經把嫌疑排除了,但結果還是如此慘烈,而且牽涉的面又如此之大。能代表朝廷來考試江南仕子的考官,無論是學問、社會知名度還是朝廷對他們信任的程度本來都應該是不成問題的,但爲了其中一個人有那麽一丁點兒已經排除了的嫌疑,二十個全部殺掉,一個不留。而且他們和考生的家屬全部不明不白地遭殃。這中間,唯一能把嫌疑的來龍去脈說得稍稍清楚一點的隻有安徽考生一家--方家,其他被殺、被打、被流放的人可能連基本原因也一無所知。但不管,刑場上早已頭顱滾滾、血迹斑斑,去東北的路上也已經浩浩蕩蕩。這些考生的家屬在跋涉長途中想到前些天身首異處的那二十來個大學者,心也就平下來了。比上不足比下有餘,何況人家那麽著名的人物臨死前也沒吭聲,要我冒出來喊冤幹啥?充什麽英雄?這是中國人面臨最大的冤屈和災難時的精神衛護邏輯。一切原因和理由都沒有什麽好問的,就算是遇到了一場自然災害。且看曆來流離失所的災民,有幾個問清過台風形成的原因和山洪暴發的理由?算啦,低頭幹活吧,能這樣不錯啦。[!--empirenews.page--]

  三

  災難,對常人來說也就是災難而已,但對知識分子來說就不一樣了。當災難初臨之時,他們比一般人更緊張,更痛苦,更缺少應付的能耐;但是當這一個關口渡過之後,他們中部分人的文化意識又會重新蘇醒,開始與災難周旋,在災難中洗刷掉那些隻有走邥r才會追慕的虛浮層面,去尋求生命的底蘊。到了這個時候,本來經常會嘲笑知識分子幾句的其他流放者不得不收斂了,他們開始對這些喜歡長籲短歎而又手無縛雞之力的斯文人另眼相看。

  流放文人終于熬過生生死死最初撞擊的信號是開始吟詩,其中有不少人在去東北的半路上就已獲得了這種精神複蘇,因爲按照當時的交通條件,這好幾千裏的路要走相當長的時間。清初因科場案被流放的杭州詩人、主考官丁澎在去東北的路上看見許多驿站的牆壁上題有其他不少流放者的詩,一首首讀去,不禁笑逐顔開。與他一起流放的家人看他這麽高興,就問:"怎麽,難道朝廷下诏讓你回去了?"丁澎說:"沒有。我真要感謝皇帝,給我這麽好的機會讓我在一條才情的長河中暢遊,你知道嗎,到東北流放的人幾乎都是才子,我這一去就不擔心沒有朋友了。"丁澎說得不錯,流放者的隊伍實在是把一些平日散落各地的傑出文士集中在一起了,幾句詩,就是他們心靈交流的旗幡。

  丁澎被流放的時候,他的朋友張缙彥曾來送行,沒想到三年以後張缙彥也被流放,戍所很遠,要經過丁澎的流放地,兩人見面感慨萬千,唏噓一陣之後,互相能夠贈送的東西仍然隻有詩。丁澎送張缙彥的詩很能代表流放者的普遍心理:老去悲長劍,胡爲獨遠征?半生戎馬換,片語玉關行!亂石沖雲走,飛沙撼碛鳴。萬方新雨露,吹不到邊城。(《送張坦公方伯出塞》)丁澎早流放幾年,因此他有資格叮囑張缙彥:"愁劇須憑酒,時危莫論文。"

  "時危莫論文"并不是害怕和躲避,而是希望朋友身處如此危境不要再按照原先文绉绉的思路來考慮問題了。用吳偉業贈吳兆骞的詩句來表述,文人面對流放,産生的總體感受應該是"山非山兮水非水,生非生兮死非死",原先的價值坐标轟毀了,連一些本來确定無疑的概念也都走向模糊和混亂,這對許多文人來說都不完全是一件壞事。

  有一些文人,剛流放時還端着一副孤忠之相,等着哪一天聖主來平反昭雪;有的則希望有人能用儒家的人倫道德标準來重新審理他們身陷的冤屈,哪怕自己死後有一位曆史學家來說兩句公道話也好。但是,茫茫的塞外荒原否定了他們,浩浩的北國寒風嘲笑着他們,文天祥雖然寫過"留取丹心照汗青",而"汗青"本身又是如此暧昧不清。

  到東北的流放者一般都會記得宋、金戰争期間,南宋的使臣。洪皓和張邵曾被金人流放到黑龍江的事迹。洪皓和張邵算得爲大宋朝廷争氣的了,在揀野菜充饑、拾馬糞取暖的情況下還凜然不屈。一次一位比較友好的女真貴族與洪皓談話,談着談着就争論起來了,女真貴族生氣地說:"你到現在還這麽口硬,你以爲我不能殺你麽?"洪皓回答:"我是可以死了,但這樣你們就會蒙上一個斬殺來使的惡名,恐怕不大好。離這裏三十裏地有個叫蓮花泺的地方,不如我們一起乘舟去遊玩,你順便把我推下水,就說我是自己失足,豈不兩全其美?"他的這種從容态度,把女真貴族都給鎮住了。後來金兵占領了淮北,宣布說隻要是淮北籍的宋朝官員都可回家了,不少被流放的宋朝官員紛紛僞稱自己是淮北人而南返,惟獨洪皓和張邵明确說自己是江南人,因此一直在東北流放到宋、金和議達成之後才回來。完全出人意料的是,這兩人在東北爲宋廷受苦受難十餘年,回來卻立即遭受貶斥,洪皓被秦桧貶離朝廷,張邵也被彈劾爲"奉使無成"而遠放,兩人都很快死在颠沛流離的長途中。倒是金人非常尊敬這兩位與他們作對的使者,每次有人來宋廷總要打聽他們的消息,甚至對他們的子女也倍加憐惜。這種事例,很使後代到東北的流放者們深思。既然朝廷對自己的使者都是這副模樣,那它真值得大家爲它守節效忠嗎?我們過去頭腦中認爲至高無上的一切真是那樣有價值嗎?

  順着這一思想脈絡,東北流放地出現了一個奇迹:不少被流放的清朝官員與反清義士結成了好朋友,甚至到了生死莫逆的地步。原先各自效忠的對象,無論是明朝還是清朝都消解了,消解在朔北的風雪中,消解在對人生價值的重新确認裏。

  "同是冰天谪戍人,敝裘短褐益相親。"(戴梓)當官銜、身份、家産一一被剝奪,剩下的就是生命對生命的直接呼喚。著名的反清義士函可在東北流放時最要好的那些朋友李[衤因]、魏[王官]、季開生、李呈祥、郝浴、陳掖臣等幾乎都是被貶的清朝官吏,以這些人爲骨幹,函可還成立了一個"冰天詩社"。是不是這些昔日官吏現都卷入到函可的反清思潮中來了呢?并不是。他們相交隻是"以節義文章相慕重",這裏所說的"節義"又不具備尋常所指的國家民族意義,而僅僅是個人人品。其實個人人品最是了不得,最不容易被外來的政治規範修飾或扭曲。在這一點上,中國曆來對"大節"、"小節"的劃分常常是颠倒的。函可的那些朋友在個人人品上确實都是很值得敬重的,李[衤因]獲罪是因爲上谏朝廷,指陳當時的一個"逃人法""立法過重,株連太多";魏[王官]因上疏主張一個犯人的"妻子應免流徙"而自己反被流徙;季開生是谏阻皇帝到民間選美女,郝浴是彈劾大漢奸吳三桂驕橫不法……總之是一些善良而正直的人。現在他們的發言權被剝奪了,但善良和正直卻剝奪不了,跟着他們走南闖北。函可與他們結社是在順治七年,那個時候,江南很多知識分子還在以"仕清"爲恥,而照我們今天某些理論家的分析,他們這些官吏之所以給清廷提意見也是爲了清廷的長遠利益,不值得半點同情,但函可卻完全不理這一套,以毫無障礙的心态發現了他們的善良與正直,然後把他們作爲一個個有獨立人品的個人來尊重。政敵不見了,民族對立松懈了,隻剩下一群赤障嘁姷呐笥选

  有了朋友,再大的災難也會消去大半。有了朋友,再遭的環境也會風光頓生。出身于上海松江縣的學者藝術家楊[王宣]是一個一生中莫名其妙地多次獲罪,直到七十多歲還在東北曠野上掙紮的可憐人,但由于有了朋友,他眼中的流放地也不無美色了。他的一首《谪居柬友》最能表達這種心情:同是天涯萬裏身,相依萍梗即爲鄰。閑騎蹇衛頻來往,小擘霜鳌忘主賓。明月滿庭涼似水,綠莎三徑軟于茵。生經多難情愈好,未覺人間古道淪。"生經多難情愈好",這實在是災難給人的最大恩惠。與東北大地上的朋友相比,原先在上海、在北京的朋友都算不上朋友了,靠着親族關系和同僚關系所擠壓出來的笑容和禮數突然顯得那樣勉強,豐厚的禮品和華瞻的語句也變得非常蒼白。列甯主義惟獨這兒,[原文如此--輸入者注]什麽前後左右的關系也不靠,就靠着赤條條的自己尋找可以生死以之的知己好友,(meiwen.com.cn)還有什麽比這更珍貴的麽?[!--empirenews.page--]

  我敢斷言,在漫長的中國封建社會中,最珍貴、最感人的友誼必定産生在朔北和南荒的流放地,産生在那些蓬頭垢面的文士們中間。其他那些著名的友誼佳話,外部雕飾太多了。

  除了同在流放地的文士間的友誼之外,外人與流放者的友誼也會顯出一種特殊的重量,因爲在株連之風極盛的時代,與流放者保持友誼是一件十分危險的事,而且地處遙遠,在當時的交通和通訊條件下要維系友誼又極爲艱難。因此,流放者們在飽受世态炎涼之後完全可以憑借往昔的友誼在流放後的維持程度來重新評驗自己原先置身的世界。

  元朝時,浙江人駱長官被流放到黑龍江,他的朋友孫子耕竟一路相伴,一直從杭州送到黑龍江。清康熙年間,兵部尚書蔡毓榮獲罪流放黑龍江,他的朋友,上海人何世澄不僅一路護送,而且陪着蔡毓榮在黑龍江住了兩年多才返回江南。專程到東北探望朋友的人也有不少,例如康熙年間的流放者傅作楫看到老友吳青霞不遠千裏前來探望,曾用這樣的詩句來表達感受:濃陰落盡有高柯,昨日流莺在何處?友情,經過再選擇而顯得單純和牢固了。

  讓我特别傾心的是康熙年間顧貞觀把自己的老友吳兆骞從東北流放地救出來的那番苦功夫。顧貞觀知道老友在邊荒時間已經很長,吃足了各種苦頭,很想晚年能贖回來讓他過幾天安定日子。他有決心叩拜座座侯門來贖金集資,但這事不能光靠錢,還要讓當朝最有權威的人點頭,向皇帝說項才是啊。他好不容易結識了當朝太傅明珠的兒子納蘭容若。納蘭容若是一個人品和文品都不錯的人,也樂于幫助朋友,但對顧貞觀提出的這個要求卻覺得事關重大,難于點頭。顧貞觀沒有辦法,隻得拿出他爲思念吳兆骞而寫的詞作《金縷曲》兩首給納蘭容若看,因爲那兩首詞表達了一種人間至情,應該比什麽都能說服納蘭容若。兩首詞的全文是這樣的:

  季子平安否?便歸來,平生萬事,那堪回首。行路悠悠誰慰藉,母老家貧子幼。記不起、從前杯酒。魑魅搏人應見慣,總輸他、覆雨翻雲手。冰與雪,周旋久。

  淚痕莫滴牛衣透,數天涯,依然骨肉,幾家能夠?比似紅顔多命薄,更不如今還有。隻絕塞、苦寒難受。廿載包胥承一諾,盼烏頭馬角終相救。置此劄,君懷袖。我亦飄零久。十年來,深恩負盡,死生師友。宿昔齊名非忝竊,試看杜陵消瘦,曾不減、夜郎潺[亻愁]。薄命長辭知己别,問人生、到此凄涼否?千萬恨,爲君剖。

  兄生辛未吾丁醜,共些時,冰霜摧折,早衰蒲柳。詞賦從今須少作,留取心魂相守。但願得、河清人壽。歸日急翻行戍稿,把空名料理傳身後。言不盡,觀頓首。

  不知讀者諸君讀了這兩首詞作何感想,反正納蘭容若當時剛一讀完就聲淚俱下,對顧貞觀說:"給我十年時間吧,我當作自己的事來辦,今後你完全不用再叮囑我了。"顧貞觀一聽急了:"十年?他還有幾年好活?五年爲期,好嗎?"納蘭容若擦着眼淚點了點頭。

  經過很多人的努力,吳兆骞終于被贖了回來。在歡迎他的宴會上,有一位朋友寫詩道:"廿年詞賦窮邊老,萬裏冰霜匹馬還。"是啊,這麽多年也隻是他一個人回來,但這一萬裏歸來的"匹馬",真把人間友誼的力量負載足了。

  還有一個人也是靠朋友,而且是靠同樣在流放的朋友的幫助,偷偷逃走的,他就是浙江蕭山人李兼汝。這個人本來就最喜歡交朋友,據說不管是誰隻要深夜叩門他一定要留宿,客人有什麽困難他總是傾囊相助。他被流放後,一直靠一起流放的朋友楊越照顧他,後來他年老體衰,實在想離開那個地方,楊越便想了一個辦法,讓他躲在一個大甕裏由牛車拉出去,楊越從頭至尾操作此事,直到最後到了外面把他從大甕裏拉出來揮淚作别,自己再回來繼續流放。這件事的真相,後來在流放者中悄悄傳開來了,大家十分欽佩楊越,隻要他有什麽義舉都一起出力相助,以不參與爲恥。在這個意義上,災難确實能淨化人,而且能淨化好多人。

  我常常想,今天東北人的豪爽、好客、重友情、講義氣,一定與流放者們的精神遺留有深刻關聯吧。流放,創造了一個味道濃重的精神世界,竟使我們得惠至今。

  四

  除了享受友情之外,流放者總還要幹一點自己想幹的事情。基本的勞役是要負擔的,但東北的氣候使得一年中有很長時間完全無法進行野外作業,而且管理者也有松有緊,有些屬于株連而來的對象或随家長而來的兒孫一輩往往有一點兒自由,有的時候、有的地方,甚至整個流放都處于一種放任自流的狀态,這就使得流放者總的說來還是有不少空餘時間的,需要自己找活幹。一般勞動者找活不難,文人則又一次陷入了深思。

  我,總要做一點别人不能代替的事情吧?總要有一些高于揀野菜、拾馬糞、燒石灰、燒炭的行爲吧?尤其當珍貴的友誼把文人們凝聚起來之後,"我"的自問變成了"我們"的集體思索。"我們",既然憑借着文化人格互相吸引,那就必須進一步尋找到合适的行爲方式而成爲實踐着、行動着的文化群落,隻有這樣,才能求得靈魂的安定。這是一種回歸,大多數流放者沒有吳兆骞、李兼汝那樣的福氣而回歸南方,他們隻能依靠這種文化意義上的回歸,而實際上這樣的回歸更其重要。吳兆骞南歸後三年即貧病而死,隻活了五十四歲,李兼汝因偷偷摸摸逃回去的,到了南方東藏西藏,也隻活了三年。留在東北的流放者們卻從文化的路途上回了家,有的竟然很長壽。

  比較常見的是教書。例如洪皓曾在曬幹的桦樹皮上默寫出《四書》,教村人子弟,張邵甚至在流放地開講《大易》,"聽者畢集",函可作爲一位佛學家當然就利用一切機會傳播佛法;其次是教耕作和商賈,例如楊越就曾花不少力氣在流放地傳播南方的農耕技術,教當地人用"破木爲屋"來代替原來的"掘地爲屋",又讓流放者随身帶的物品與當地土著交換漁牧産品,培養了初步的市場意識,同時又進行文化教育,幾乎是全方位地推動這塊土地走向了文明。文化素養更高一點的流放者則把東北這一在以往史冊文典中很少涉及的角落作爲自己進行文化考察的對象,并把考察結果以多種方式留諸文字,至今仍爲一切進行地域文化研究的專家們所寶愛。例如方拱乾所著《甯古塔志》、吳振臣所著《甯古塔紀略》、張缙彥所著《甯古塔山水記》、楊賓所著《柳邊紀略》、英和所著《龍沙物産詠》、《龍江紀事》等等便是最好的例子,這些著作(有的是詩集)具有極高的曆史學、地理學、風俗學、物産學等多方面的學術價值,是足可永垂史冊的。[!--empirenews.page--]

  我們知道,中國古代的學術研究除了李時珍、徐霞客等少數例外,多數習慣于從書本來到書本去,缺少野外考察精神,緻使我們的學術傳統至今還缺乏實證意識。這些流放者卻在艱難困苦之中齊心協力地克服了這種弊端,寫下了中國學術史上讓人驚喜的一頁。他們腳下的這塊土地給了他們那麽多無告的陌生,那麽多絕望的酸辛,但他們卻無意怨恨它,反而用溫熱的手掌撫摸着它,讓它感受文明的熱量,使它進入文化的史冊。

  在這整個過程中,有幾個代代流放的南方家族給東北所起的文化作用特别大,例如清代浙江的呂留良家庭、安徽的方拱乾、方孝标家族以及浙江的楊越、楊賓父子等。近代國學大師章太炎先生在民國初年曾說到因遭文字獄而世代流放東北的呂留良(即呂用晦)家族的貢獻:呂氏"後裔多以塾師、醫藥、商販爲業。土人稱之曰老呂家,雖爲台隸,求師者必于呂氏,諸犯官遣戍者,必履其庭,故土人不敢輕,其後裔亦未嘗自屈也。""齊齊哈爾人知書,由呂用晦後裔谪戍者開之,至于今用夏變夷之功亦著矣。"說到方家,章太炎說:"初,開原、鐵嶺以外皆胡地也,無讀書識字者。甯古塔人知書,由方孝标後裔谪戍者開之。"(《太炎文錄續編》)當代曆史學家認爲,太炎先生的這種說法史實可能有所誤,評價可能略嫌高,但肯定兩個家族在東北地區文教上的啓蒙之功是完全不錯的。

  一個家族世世代代流放下去,對這個家族來說是莫大的悲哀,但他們對東北的開發事業卻進行了一代接一代的連續性攻堅。他們是流放者,但他們實際上又成了老資格的"土著",他們的故鄉究竟在何處呢?我提這問題,在同情和惆怅中又包含着對勝利者的敬意,因爲在文化意義上,他們是英勇的占領者。

  不管怎麽說,東北這塊在今天的中華版圖中已經一點也不顯得荒涼和原始的土地,應該記住這兩個家族和其他流放者,記住是他們的眼淚和汗水,是他們軟軟的南方口音,給這塊土地播下了文明的種子。不要把視線老是停留在那些邊界戰役和民族抗争上,停留在那些轟轟烈烈的大事件上,那些戰争和事件,其實并沒有給這塊土地帶來多少滋養。

  五

  我希望上面這些叙述不至于構成這樣一種誤解,以爲流放這件事從微觀來說造成了許多痛苦,而從宏觀來說卻并不太壞。

  不。從宏觀來說,流放無論如何也是對文明的一種摧殘。部分流放者從傷痕累累的苦痛中掙紮出來,手忙腳亂地創造出了那些文明,并不能給流放本身增色添彩。且不說多數流放者不再有什麽文化創造,即便是我們在上文中評價最高的那幾位,也無法成爲我國文化史上的第一流人才。第一流人才可以受盡磨難,卻不能受到超越基本生理限度和物質限度的最嚴重侵害。盡管屈原、司馬遷、曹雪芹也受了不少苦,但甯古塔那樣的流放方式卻永遠也出不了《離騷》、《史記》和《紅樓夢》。文明可能産生于野蠻,卻絕不喜歡野蠻。我們能熬過苦難,卻絕不贊美苦難。我們不怕迫害,卻絕不肯定迫害。

  部分文人之所以能在流放的苦難中顯現人性、創建文明,本源于他們内心的高貴。他們的外部身份和遭遇可以一變再變,但内心的高貴卻未曾全然消蝕,這正像不管有的人如何趕潮流或身居高位卻總也掩蓋不住内心的卑賤一樣。毫無疑問,最讓人動心的是苦難中的高貴,最讓人看出高貴之所以高貴的,也是這種高貴。憑着這種高貴,人們可以在生死存亡線的邊緣上吟詩作賦,可以用自己的一點溫暖去化開别人心頭的冰雪,繼而,可以用屈辱之身去點燃文明的火種。他們爲了文化和文明,可以不顧物欲利益,不顧功利得失,義無反顧,一代又一代。從這個意義上說,這些高貴者确實是愚蠢的,而聰明的卻是那些卑賤者。但是,這種愚蠢和聰明的劃分本來就屬于"術"的範疇而無關乎"道",也可以說本來就屬于高貴的領域之外的存在。

  由此我又想到,東北這塊土地,爲什麽總是顯得坦坦蕩蕩而不遮遮蓋蓋?爲什麽沒有多少豐厚的曆史卻快速地進入到一個開化的狀态?至少有一部分,來自流放者心底的那份高貴。

  我站在這塊古代稱爲甯古塔的土地上,長時間地舉頭四顧而終究又低下頭來,我向一些遠年的靈魂祭奠。爲它們大多來自浙江、上海、江蘇、安徽那些我很熟悉的地方,更爲它們在苦難中的高貴。

  作者簡介:餘秋雨,中國當代著名散文家、學者。一九四六年生,浙江餘姚人。現任上海戲劇學院院長、教授、上海寫作協會會長。著有《戲劇理論史稿》、《戲劇審美心理學》、《中國戲劇文化史述》、《藝術創造工程》等書,一九八七年獲頒“國家級突出貢獻專家”榮譽稱號。散文著作主要有散文集《文化苦旅》、《山居筆記》、《霜冷長河》等,在近幾年文化界影響頗大。
流放者的土地

  余秋雨

  一

  东北终究是东北,现在已是盛夏的尾梢,江南的西瓜早就收藤了,而这里似乎还刚刚开旺,大路边高高低低地延绵着一堵用西瓜砌成的墙,瓜农们还在从绿油油的瓜地里一个个捧出来往上面堆。停车一问价钱,大吃一惊,才八分钱一斤。买了一大堆搬到车上,先切开一个在路边啃起来。一口下去又是一惊,竟是我平生很少领略过的清爽和甘甜!以往在江南西瓜下市季节,总有一批"北方瓜"来收场,那些瓜吃起来又粗又淡,很为江南人所鄙视,我还曾为此可怜过北方的朋友。北方的朋友辩解说,那是由于要长途运输,老早摘下一些根本没熟的瓜在车皮和仓库里慢慢蹲熟的,代表不了北方瓜。今天我才真正信了,不禁边吃西瓜边抬头打量起眼前的土地。这里的天蓝得特别深,因此把白云衬托得银亮而富有立体感。蓝天白云下面全是植物,有庄稼,也有自生自灭的花草。与大西北相比,这里一点也不荒瘠,但与江南相比,这里似乎又缺少了那些温馨而精致的曲曲弯弯,透着点儿苍凉和浩茫。

  这片土地,竟然会蕴藏着这么多的甘甜么?

  我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心头不禁一颤,因为我正站在从牡丹江到镜泊湖去的半道上,脚下是黑龙江省宁安县,清代被称之为"宁古塔"的所在。只要对清史稍有涉猎的读者都能理解我的心情,在漫长的数百年间,不知有多少所谓"犯人"的判决书上写着"流放宁古塔"!

  我是在很多年前读鲁迅论及清代文字狱的文章时首次看到这个地名的,因为它与狞厉的政治迫害和惨烈的人生遭遇连在一起,使我忍不住抬起头来遥想它的地理形貌。后来我本人不知为什么对文字狱的史料也越来越重视起来,因而这个地名便成了我阅读中的常见词汇。近年来喜欢读一些地域文化的著作,在拜读谢国桢先生写于半个世纪前的《清初东北流人考》和李兴盛先生两年前出版的《东北流人史》①时更是反复与它打交道了。今天,我居然真的踏到了这块著名的土地上面,而它首先给我的居然是甘甜!

  有那么多的朝廷在案以它作为句点,因此"宁古塔"三个再平静不过的字成了全国官员和文士心底最不吉祥的符咒。任何人都有可能一夜之间与这里产生终身性的联结,而到了这里,财产、功名、荣誉、学识,乃至整个身家性命都会堕入漆黑的深渊,几乎不大可能再泅得出来。金銮殿离这里很远又很近,因此这三个字常常悄悄地潜入高枕锦衾间的恶梦,把那么多的人吓出一身身冷汗。清代统治者特别喜欢流放江南人,因此这块土地与我的出身地和谋生地也有着很深的缘分。几百年前的江浙口音和现在一定会有不少差别了吧,但云还是这样的云,天还是这样的天。

  地可不是这样的地。有一本叫做《研堂见闻杂记》的书上写道,当时的宁古塔,几乎不是人间的世界,流放者去了,往往半道上被虎狼恶兽吃掉,甚至被饿昏了的当地人分而食之,能活下来的不多。当时另有一个著名的流放地叫尚阳堡,也是一个让人毛骨悚然的地名,但与宁古塔一比,尚阳堡还有房子可住,还能活得下来,简直好到天上去了。也许有人会想,有塔的地方总该有点文明的遗留吧,怎么会这样?这就搞错了。宁古塔没有塔,这三个字完全是满语的音译,意为"六个"("宁古"为"六","塔"为"个"),据说很早的时候曾有兄弟六人在这里住过,而这六个人可能还与后来的清室攀得上远亲。

  今天我的出发地和目的地都很漂亮,想想吧,牡丹江、镜泊湖,连名字也已经美不胜收了,但我此行的主要目的却是这半道上的流放地。由它,又联想到东北其他几个著名的流放地如今天的沈阳(当时称盛京)、辽宁开原县(即当时的尚阳堡)以及齐齐哈尔(当时称卜魁)等处,我,又想来触摸中国历史身上某些让人不太舒服的部位了。

  二

  中国古代列朝对犯人的惩罚,条例繁杂,但粗粗说来无外乎打、杀、流放三种。打是轻刑,杀是极刑,流放不轻不重嵌在中间。

  打的名堂就很多,打的工具(如笞、杖之类)、方式和数量都不一样。再道貌岸然的高官,再斯文儒雅的学者,从小受足了"非礼勿视"的教育,举手投足蕴藉有度,刚才站到殿阙中央来讲话时还细声慢气地努力调动一连串深奥典故用以替代一切世俗词汇呢,简直雅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了,突然不知是哪句话讲错了,立即被一群宫廷侍卫按倒在地,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扒下裤子,一五一十打将起来。苍白的肌肉,殷红的鲜血,不敢大声发出的哀号,乱作一团的白发,强烈地提醒着端立在一旁的文武百官:你们说到底只是一种生理性的存在。用思想来辩驳思想,用理性来面对理性,从来没有那回事儿。一言不合,请亮出尊臀。与此间风景相比,著书立说、砌磋研讨,实在成了一种可笑的存在。中国社会总是不讲道理,也不要道理,便与此有关。

  杀的花样就更多了。我早年在一本旧书中读到嘉庆皇帝如何杀戮一个在圆明园试图向他动刀的厨师的具体记述,好几天都吃不下饭。后来我终于对其他杀人花样也有所了解了,真希望我们下一代不要再有人去知道这些事情。那一大套款式,绝对只有那些彻底丢弃了人性却又保持着充分想象力的人才能设计得出来。以我看来他们的设计原则是把死这件事情变成一个可供细细品味、慢慢咀嚼的漫长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组成人的一切器官和肌肤全都成了痛苦的由头,因此受刑者只能怨恨自己竟然是个人。我相信中国的宫廷官府所实施的杀人办法,是人类从猿猴变过来之后几十万年间最为残酷的自戕游戏,即便是豺狼虎豹在旁看了也会瞠目结舌。幸好中国的皇帝在这方面都没有神经脆弱的毛病,他们总是玩牌一样掂量着各种死法,有时突然想起"犯人"战功赫赫或学富五车,会特别开恩换一种等级略低一点的死法,在这种情况下,不仅将死的"犯人"会衷心地叩谢皇恩浩荡,而且皇帝自己也觉得仁慈过人、宅心宽厚。皇帝的这个习惯倒是成了中国的社会惯例,许多笑容可掬的方案权衡,常常以总体性的残忍为前提。残忍成了一种广泛传染的历史病菌和社会病菌,动不动就采取极端措施,驱逐了人道、公德、信义、宽容、和平。

  现在可以回到流放上来了。说过了杀的花样,流放确实成了一种极为仁厚的惩罚,但实际上对承受者来说,杀起来再慢也总不会拖延太久,而流放却是一种长时间的可怖折磨。死了倒也罢了,问题是人还活着,种种不幸都要用心灵去一点点消受,这就比死都烦难了。就以当时流放东北的江南人和中原人来说,首先让人受不了的事实是流放的株连规模。有时不仅全家流放,而且祸及九族,所有远远近近的亲戚,甚至包括邻里,全都成了流放者,往往是几十人、百余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别以为这样热热闹闹一起远行并不差,须知这些几天前还是锦衣玉食的家庭都已被查抄,家产财物荡然无存,而且到流放地之后做什么也早已定下,如"赏给出力兵丁为奴","给披甲人为奴"等等,从孩子开始都已经是奴隶。一路上怕他们逃走,便枷锁千里。我现在随手翻开桌上的史料就见到这样一条记载:明宣德八年,一次有一百七十名犯人流放到东北,但死在路上就有三分之二,到东北只剩下五十人。由此,一路上的自然艰苦和人为虐待便可想见。好不容易到了流放地,这些奴隶分配给了主人,主人见美貌的女性就随意糟蹋,怕丈夫碍手碍脚先把丈夫杀了;人员那么多用不了,选出一些女的卖给娼寮,选出一些男的去换马。最好的待遇算是在所谓"官庄"里做苦力,当然也完全没有自由,照清代被流放的学者吴兆骞记述,"官庄人皆骨瘦如柴","一年到头,不是种田,即是打围、烧石灰、烧炭,并无半刻空闲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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