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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杨家岭

美文閲读网地狱归来围观:更新时间:2017-08-24 11:27:09

  作者:劉成章

  本來是陝北高原上一道普通的山谷,東邊的山頂上卻還有生了苔藓的倒了或站着的石人石馬,述說着曆史曾在這兒閃爍過一些什麽。就在這道山谷裏,一直生息着十多戶扛犁牽牛的莊戶人,如長了一些随處可見的黃蒿和酸棗。在一個大時代的風雲際會中,幾乎在一夜之間,這兒卻齊臻臻地出現了許多偉大人物,如滿目聳起了千丈大樹,霜皮溜雨,黛色參天,風搖着它們的光影時,整個神州都會感到晦明的變幻。這便是延安楊家嶺了。

  作爲一個小草似的小學生,在稍後的一些日子,我有幸在這兒生活過好幾年。

  我和同學們每人扛了兩三個課凳,或者兩人擡了一張課桌,從劉萬家溝的延安二保小出發,汗流浃背地走了近三十裏路,來到楊家嶺。一路上我們碰見的人,都好奇地望着我們,不知這些公家娃娃在幹什麽,也許會聯想到螞蟻搬家。楊家嶺當時是延安一保小的駐地。當我們把課凳課桌從肩上放下來的時候,延安一保小、二保小就随之在曆史上消失了,兩校合并成一個新的學校——延安保小。

  我以十二歲少年的目光環視着楊家嶺:被戰争破壞成廢墟的中央大禮堂,依然十分雄偉;部分損毀了的中央辦公廳的造型如飛機的“飛機樓”,也顯得氣度不凡;山坡上一排長長的石窯洞,整齊而又敞亮。陽光暖暖地灑了一溝,把石頭都照得像上了些釉子。原一保小的同學們熱情接下了我們手中的桌凳,放到早已安排好的地方,然後玩耍去了。他們滾鐵環、彈珠珠、翻雙杠,這些就不用說了,最特别的是“頂拐拐”。“頂拐拐”不借助任何玩具,隻用分開的兩手把左腿扳成一個三角狀,用成了銳角的左膝蓋與同樣是此種姿态的同學互頂起來,右腿則支撐着身體,跳動着。

  我們第二天就在領袖們當年住過的那一排石窯洞裏坐下來了。楊家嶺應能感到,這裏多了一些孩子圓溜溜的黑眼珠,其上下的睫毛總是在眨眨閃閃。

  我太喜歡這裏的石窯洞了,它簡直是奢侈的教室。我們原來在劉萬家溝時的教室都是低矮寒碜的土窯洞。學校計劃讓我們二保小來的五年級,與這兒的五年級合并爲一個班,但合并前要檢驗一下我們的水平。于是老師出了語文題考我們。題目中有鄒韬奮文章中的一些成語,比如“颠沛流離”“甘之如饴”等等,讓我們解釋。我們幾乎百分之百地如墜十裏霧中,抓耳撓腮,回答不出。我們從未學過這類東西。我不由再次注目楊家嶺了。我立時感到這兒的文化再不是“東山上點燈西山上明”了,這兒的文化非常深奧。要想在楊家嶺得意揚揚地學習并玩着,是需要一種高度的。結果,我們隻能被插入四年級。

  其時,邊區時代已然漸行漸遠,但它把這渾厚的土地,内含新鮮汁液的梨樹和木瓜,以及傳統氣息,悉數留給我們。我們自己種起了蔬菜。

  從楊家嶺溝裏走出來,再沿着山根向城裏的方向走去不遠,有一處從石縫中滲出的水源很足的山泉,那兒就是我們班的菜地。我們種了西紅柿、黃瓜、茄子和辣子。肥料是從學校的廁所裏擡去的茅糞。那茅糞滴滴答答地灑了一路,味道很有點臭臭的,而我們走得趔趔趄趄,也顯得醜醜的。但臭臭的和醜醜的加起來,未嘗不是一首絕妙好詩。由于水足肥飽,我們的菜蔬長得非常可愛。我們總是在那裏一邊吃着西紅柿或黃瓜,一邊歡樂地澆水施肥。我很喜歡看一勺勺茅糞澆到渠水裏去,随着水流急急地向菜根們奔去;菜們好像立時唰唰變着顔色,很是動人。收工的時候,我們總要擡了滿筐子的菜蔬,送到竈房。

  也像邊區時代一樣,每天早晨和傍晚,我們都要以班爲單位集體歌詠。差不多每班都有一兩個指揮人才,十分帥氣地掄着嫩胳膊,很有幾分冼星海當年指揮《黃河大合唱》的樣子。除此之外,拉胡琴,彈三弦,吹笛子,蔚然成風。樂器大多是自造的。我就曾從延河邊抓了一條花蛇,剝下它的皮張,做了一把音色極好的二胡。每天晚飯之後,豔紅的夕照之中,楊家嶺的山山峁峁、旮旮旯旯,都有同學們在神氣十足地歌唱、演奏。楊家嶺簡直成了一個音樂谷。

  每當元旦或者春節,我們都要去延安市區演秧歌,這也應是邊區時代風氣和做派的一種延伸。我在秧歌劇中扮演過不少角色。要是秧歌劇曲子不好,我們的教導主任王老師就信手另寫出一批,我因之對他肅然起敬。我從此嘴裏常哼哼着,很想自己也能哼出一支好聽的曲子。

  我們的同學有的六七歲,有的已經十六七歲了,多是烈士或有一定資曆的幹部的子女,也有革命隊伍中的夥夫或馬夫的子女,這無疑透露出一種平等。那時低班還配有保姆,就住在教室窯背上靠山的土窯洞裏,我們高班宿舍在最高的山旮旯裏,每天由兩個值日生給山上擡去洗臉水和飲用的開水。我們宿舍周圍沒什麽好看的景色,但我們的班主任杜老師是個能人,他把一顆顆吸去蛋清蛋黃的雞蛋殼塗抹成鮮豔的什麽水果,高高懸挂于荊棘枝上,照得我們單調的心靈有光有色。

  就是這個杜老師,一次在課堂上講了葉聖陶的《古代英雄的石像》後說,希望我們的同學們中間将來也能出現一兩個作家。後來,杜老師倡導我們班辦起了名叫《火星報》的壁報,并不斷督催我在壁報上寫文章。

  那些年,解放戰争還在進行中。當解放了擁有大型紡織廠的寶雞之時,上級特别關懷我們這些孩子,在大家都穿劣質粗布衣的情況下,給我們每人發了一身藍色卡其布制服。我們當然很得意,常常穿着那衣服在街上顯擺,總能吸引不少目光。穿髒了的時候,我去楊家嶺溝口的延河畔洗,誰知一不小心,衣服竟被激流沖走了。我怎會甘心失去它,硬是順着水流的方向冒險蹚入下遊的深水區,水都淹到胸前了,但還是沒有找到,好多天悶悶不樂。誰知當我完全将它忘卻了的時候,杜老師卻拿來一件衣服,在我眼前晃了晃。我一看,正是我的呀。杜老師笑眯眯地對我說:“衣服肯定是要歸你的,但是有個前提條件,你要認真寫一篇文章,給《延安報》寄去。”于是,我便寫了一篇題名爲《我真佩服田雙》的文章。不料剛過幾天,文章就發出來了,還寄來了一些稿費。這事在學校震動可大了,于是一些同學找上我來,組織了一個通訊組。

  延安的夏天有時酷熱難當,但是已成廢墟的中央大禮堂涼風習習,是練習寫作的好去處。那兒四壁高如懸崖,空空的頂上是天和雲彩;裏面沒有桌椅,卻長了半人高的蒿草,時有麻雀和燕子啼鳴着飛來飛去。我常和通訊組的同學鑽進大禮堂,随手搬幾塊磚坐下,分頭寫作或是一起讨論。有時螞蚱還會猛地跳到我們的懷裏,仿佛也想說點什麽。

  那是在草叢之中,詩意之中,浪漫之中。許多草是開了花的,有的上面還顫着霧般的蜂翅,愈顯得詩意和浪漫。

  不久我們的稿子接二連三地在《延安報》上發表出來了,有報導,有短文,也有詩歌和快板。

  其時,那座飛機樓——國寶級的建築,學校卻是用來做竈房的。柴煙、蒸氣和香味,常從那兒飄漾而出,遊走在楊家嶺的角角落落和我的呼吸道中。飛機樓前面的院子,那應該是世界上最著名的院子之一。人們說,在1942年的某一天夜晚,這裏曾經高挂過一盞汽燈,出席延安文藝座談會的作家藝術家們,在燈下聆聽過毛主席的總結講話。而此刻,它既是我們的操場,又是我們的飯場,每次開飯的時候,我們就集聚在這兒用餐:每班蹲作一圈,圈裏放着菜桶和笸籮,笸籮裏盛的是作爲主食的馍馍或肉卷子或小米幹飯。擡頭看天,有時候藍得虛虛幻幻,有時卻有黃風刮過,發出一陣陣哨聲,但這些都不能左右我們的食欲。我最喜歡吃的當然是肉卷子了,那是剁成丁丁的豬肉和大蔥,用發面卷了上徽舫鰜淼摹V两裣肫饋恚路鹪诨匚兑粋美夢。

  有一天我們正蹲在這兒吃飯,霍校長興沖沖地走來了,讓我和通訊組的另一個同學飯後到他的辦公室。霍校長的辦公室就是毛主席住過的那孔窯洞。霍校長說:“你們發表在報上的文章我都看到了,現在,連報社都表揚你們了。好好寫!”其實我們已經知道了,《延安報》以編輯部的名義發表短論,號召全地區通訊組向我們學習。随後,他給我們每人發了兩支鉛筆和一個硬皮本子。我們能體會到那是一種莊嚴的獎勵。那時候,一切都樸素簡潔得讓人終生難忘。

  越過我們的當年向前看去——許多著名文學家都曾是楊家嶺的常客;許多秧歌隊都曾在楊家嶺鬧得熱火朝天;《白毛女》的首演地也是楊家嶺。楊家嶺有着厚重的藝術積澱,那積澱無形中在我當年稚嫩的細胞裏蠕動和發散。我之後之所以能走上文學創作的道路,一路上長出的棵棵草兒,開出的朵朵花兒,我常想,其中的一些定力、悟性和尚可稱得上翠豔的東西,至少有四成是得之于此。

  (作者系散文家,首屆魯迅文學獎獲得者,陝西省作協原副主席)

  作者:刘成章

  本来是陕北高原上一道普通的山谷,东边的山顶上却还有生了苔藓的倒了或站着的石人石马,述说着历史曾在这儿闪烁过一些什么。就在这道山谷里,一直生息着十多户扛犁牵牛的庄户人,如长了一些随处可见的黄蒿和酸枣。在一个大时代的风云际会中,几乎在一夜之间,这儿却齐臻臻地出现了许多伟大人物,如满目耸起了千丈大树,霜皮溜雨,黛色参天,风摇着它们的光影时,整个神州都会感到晦明的变幻。这便是延安杨家岭了。

  作为一个小草似的小学生,在稍后的一些日子,我有幸在这儿生活过好几年。

  我和同学们每人扛了两三个课凳,或者两人抬了一张课桌,从刘万家沟的延安二保小出发,汗流浃背地走了近三十里路,来到杨家岭。一路上我们碰见的人,都好奇地望着我们,不知这些公家娃娃在干什么,也许会联想到蚂蚁搬家。杨家岭当时是延安一保小的驻地。当我们把课凳课桌从肩上放下来的时候,延安一保小、二保小就随之在历史上消失了,两校合并成一个新的学校——延安保小。

  我以十二岁少年的目光环视着杨家岭:被战争破坏成废墟的中央大礼堂,依然十分雄伟;部分损毁了的中央办公厅的造型如飞机的“飞机楼”,也显得气度不凡;山坡上一排长长的石窑洞,整齐而又敞亮。阳光暖暖地洒了一沟,把石头都照得像上了些釉子。原一保小的同学们热情接下了我们手中的桌凳,放到早已安排好的地方,然后玩耍去了。他们滚铁环、弹珠珠、翻双杠,这些就不用说了,最特别的是“顶拐拐”。“顶拐拐”不借助任何玩具,只用分开的两手把左腿扳成一个三角状,用成了锐角的左膝盖与同样是此种姿态的同学互顶起来,右腿则支撑着身体,跳动着。

  我们第二天就在领袖们当年住过的那一排石窑洞里坐下来了。杨家岭应能感到,这里多了一些孩子圆溜溜的黑眼珠,其上下的睫毛总是在眨眨闪闪。

  我太喜欢这里的石窑洞了,它简直是奢侈的教室。我们原来在刘万家沟时的教室都是低矮寒碜的土窑洞。学校计划让我们二保小来的五年级,与这儿的五年级合并为一个班,但合并前要检验一下我们的水平。于是老师出了语文题考我们。题目中有邹韬奋文章中的一些成语,比如“颠沛流离”“甘之如饴”等等,让我们解释。我们几乎百分之百地如坠十里雾中,抓耳挠腮,回答不出。我们从未学过这类东西。我不由再次注目杨家岭了。我立时感到这儿的文化再不是“东山上点灯西山上明”了,这儿的文化非常深奥。要想在杨家岭得意扬扬地学习并玩着,是需要一种高度的。结果,我们只能被插入四年级。

  其时,边区时代已然渐行渐远,但它把这浑厚的土地,内含新鲜汁液的梨树和木瓜,以及传统气息,悉数留给我们。我们自己种起了蔬菜。

  从杨家岭沟里走出来,再沿着山根向城里的方向走去不远,有一处从石缝中渗出的水源很足的山泉,那儿就是我们班的菜地。我们种了西红柿、黄瓜、茄子和辣子。肥料是从学校的厕所里抬去的茅粪。那茅粪滴滴答答地洒了一路,味道很有点臭臭的,而我们走得趔趔趄趄,也显得丑丑的。但臭臭的和丑丑的加起来,未尝不是一首绝妙好诗。由于水足肥饱,我们的菜蔬长得非常可爱。我们总是在那里一边吃着西红柿或黄瓜,一边欢乐地浇水施肥。我很喜欢看一勺勺茅粪浇到渠水里去,随着水流急急地向菜根们奔去;菜们好像立时唰唰变着颜色,很是动人。收工的时候,我们总要抬了满筐子的菜蔬,送到灶房。

  也像边区时代一样,每天早晨和傍晚,我们都要以班为单位集体歌咏。差不多每班都有一两个指挥人才,十分帅气地抡着嫩胳膊,很有几分冼星海当年指挥《黄河大合唱》的样子。除此之外,拉胡琴,弹三弦,吹笛子,蔚然成风。乐器大多是自造的。我就曾从延河边抓了一条花蛇,剥下它的皮张,做了一把音色极好的二胡。每天晚饭之后,艳红的夕照之中,杨家岭的山山峁峁、旮旮旯旯,都有同学们在神气十足地歌唱、演奏。杨家岭简直成了一个音乐谷。

  每当元旦或者春节,我们都要去延安市区演秧歌,这也应是边区时代风气和做派的一种延伸。我在秧歌剧中扮演过不少角色。要是秧歌剧曲子不好,我们的教导主任王老师就信手另写出一批,我因之对他肃然起敬。我从此嘴里常哼哼着,很想自己也能哼出一支好听的曲子。

  我们的同学有的六七岁,有的已经十六七岁了,多是烈士或有一定资历的干部的子女,也有革命队伍中的伙夫或马夫的子女,这无疑透露出一种平等。那时低班还配有保姆,就住在教室窑背上靠山的土窑洞里,我们高班宿舍在最高的山旮旯里,每天由两个值日生给山上抬去洗脸水和饮用的开水。我们宿舍周围没什么好看的景色,但我们的班主任杜老师是个能人,他把一颗颗吸去蛋清蛋黄的鸡蛋壳涂抹成鲜艳的什么水果,高高悬挂于荆棘枝上,照得我们单调的心灵有光有色。

  就是这个杜老师,一次在课堂上讲了叶圣陶的《古代英雄的石像》后说,希望我们的同学们中间将来也能出现一两个作家。后来,杜老师倡导我们班办起了名叫《火星报》的壁报,并不断督催我在壁报上写文章。

  那些年,解放战争还在进行中。当解放了拥有大型纺织厂的宝鸡之时,上级特别关怀我们这些孩子,在大家都穿劣质粗布衣的情况下,给我们每人发了一身蓝色卡其布制服。我们当然很得意,常常穿着那衣服在街上显摆,总能吸引不少目光。穿脏了的时候,我去杨家岭沟口的延河畔洗,谁知一不小心,衣服竟被激流冲走了。我怎会甘心失去它,硬是顺着水流的方向冒险蹚入下游的深水区,水都淹到胸前了,但还是没有找到,好多天闷闷不乐。谁知当我完全将它忘却了的时候,杜老师却拿来一件衣服,在我眼前晃了晃。我一看,正是我的呀。杜老师笑眯眯地对我说:“衣服肯定是要归你的,但是有个前提条件,你要认真写一篇文章,给《延安报》寄去。”于是,我便写了一篇题名为《我真佩服田双》的文章。不料刚过几天,文章就发出来了,还寄来了一些稿费。这事在学校震动可大了,于是一些同学找上我来,组织了一个通讯组。

  延安的夏天有时酷热难当,但是已成废墟的中央大礼堂凉风习习,是练习写作的好去处。那儿四壁高如悬崖,空空的顶上是天和云彩;里面没有桌椅,却长了半人高的蒿草,时有麻雀和燕子啼鸣着飞来飞去。我常和通讯组的同学钻进大礼堂,随手搬几块砖坐下,分头写作或是一起讨论。有时蚂蚱还会猛地跳到我们的怀里,仿佛也想说点什么。

  那是在草丛之中,诗意之中,浪漫之中。许多草是开了花的,有的上面还颤着雾般的蜂翅,愈显得诗意和浪漫。

  不久我们的稿子接二连三地在《延安报》上发表出来了,有报导,有短文,也有诗歌和快板。

  其时,那座飞机楼——国宝级的建筑,学校却是用来做灶房的。柴烟、蒸气和香味,常从那儿飘漾而出,游走在杨家岭的角角落落和我的呼吸道中。飞机楼前面的院子,那应该是世界上最著名的院子之一。人们说,在1942年的某一天夜晚,这里曾经高挂过一盏汽灯,出席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作家艺术家们,在灯下聆听过毛主席的总结讲话。而此刻,它既是我们的操场,又是我们的饭场,每次开饭的时候,我们就集聚在这儿用餐:每班蹲作一圈,圈里放着菜桶和笸箩,笸箩里盛的是作为主食的馍馍或肉卷子或小米干饭。抬头看天,有时候蓝得虚虚幻幻,有时却有黄风刮过,发出一阵阵哨声,但这些都不能左右我们的食欲。我最喜欢吃的当然是肉卷子了,那是剁成丁丁的猪肉和大葱,用发面卷了上笼蒸出来的。至今想起来,仿佛在回味一个美梦。

  有一天我们正蹲在这儿吃饭,霍校长兴冲冲地走来了,让我和通讯组的另一个同学饭后到他的办公室。霍校长的办公室就是毛主席住过的那孔窑洞。霍校长说:“你们发表在报上的文章我都看到了,现在,连报社都表扬你们了。好好写!”其实我们已经知道了,《延安报》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短论,号召全地区通讯组向我们学习。随后,他给我们每人发了两支铅笔和一个硬皮本子。我们能体会到那是一种庄严的奖励。那时候,一切都朴素简洁得让人终生难忘。

  越过我们的当年向前看去——许多著名文学家都曾是杨家岭的常客;许多秧歌队都曾在杨家岭闹得热火朝天;《白毛女》的首演地也是杨家岭。杨家岭有着厚重的艺术积淀,那积淀无形中在我当年稚嫩的细胞里蠕动和发散。我之后之所以能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一路上长出的棵棵草儿,开出的朵朵花儿,我常想,其中的一些定力、悟性和尚可称得上翠艳的东西,至少有四成是得之于此。

  (作者系散文家,首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陕西省作协原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