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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赠言

美文网天蕴仙缘围观:更新时间:2017-08-24 08:56:26

  張愛玲在台灣是祖奶奶輩的人物,文學地位相當高,愈到晚年愈拒絕見人露面,住在美國曼哈頓,孤守獨處,不與外交道,死得很慘,幾天後才有人發現,身世謎一樣令人難解。她不過和作家白先勇吃過一頓飯,就引人自豪,白先勇一次再次寫文章回憶她。

  “人以文名”“文以人名”,雖則不同,底子上都取決于文章要出色,成了大師,才能流傳久遠。

  有點小差别:前者以自己爲大師,後者本身不足立世,托前者福,文章成爲别人研究大師時的資料,而得留存。

  因此,圍繞大師轉一輩子、“吃”一輩子而能顯臉的大有人在。什麽紅學家啦、金學家啦、老舍專家啦、莎士比亞專家啦……全是這號的。

  但怎麽個吃法、許不許你吃、什麽時間吃,那也有竅門講究,要懂得火候、循序漸進。

  我開始不懂,初生牛犢,出道偏早,和不少的名家或者“準大師”打交道,一起開會、一起吃住,一般學生這樣的機會難以企及。有時不免說漏嘴,把他們的一些想法、看法和人說說,包括對另一些名人說。這種談話、回憶的過程,也是在總結、消化,碰撞靈感、火花,交流便有了意義。不想事情出來了,說我不踏實的有了,說我一口一個名人的有了,說我借名人出名的有了。我隻得更謙虛,越來越少講話。再和哪個人見面時,也是悄悄的,把記憶都爛在心裏。

  這樣當然很不好,是在進行自我封閉,但暫時需保護自己。

  類似的感慨是一次我去三聯書店,開“三聯·哈佛燕京叢書”的學術交流會。季羨林、陳平原、葛兆光、趙一凡等北大、清華、社科院的教授、研究員都在。

  先發言的則是美籍華人學者杜維明先生。他是哈佛大學教授、漢學家,一上來就批評開了北京大學的老師,說他不少朋友在北大教書,住得很近,有的是同一系的,卻相互不認識,更不往來,他詢問他人近況,彼此都答不上,交流何等之少!

  他感慨:這怎麽能做好學問呢?過去的胡适等人,家裏定期開沙龍,不同科系之間甚至文理科之間都有往來,相互能帶來信息與碰撞,研究課題很大氣。現在呢?

  杜先生可能不明國情,大陸的教授房子不夠住,薪水好可憐,哪有條件開什麽沙龍!研究點東西已不簡單,再關了門造車,感覺“天下第一”,那也難免。

  可見得現在所謂“名家”,多半是莫名其妙成名的。值得年輕人“借”他、“吃”他的有幾人?

  理歸理,在自己未成名家前,我和名家的交往、交流,某些人看着,就是不舒服,誣賴我“借光”,坐不住,不用心念書。

  學習上其實我是最用功的一個,沒想

  到卻得了相反的印象。幸而我淡泊,更不至于輕薄到要去借某人出名。

  但誣陷别人很少沒有不成功的。好在我心内無鬼。因我不喜巴結名人,和名人見面都是由于不得不見,都有見面的理由,不然平時那麽忙,哪有機會和借口見面?

  有一天趕着想拜訪莫言,是主編定下采訪任務,我還是學生,在一家雜志社實習,并準備留下,需好好表現。雜志做的是電影電視,恰這時,莫言的長篇《檀香刑》出來,據說被台灣還是香港的某導演看中,想拍成電視還是電影,後來才知道那是謠言,主編覺得有東西可做,莫言比較全能,小說也被改拍過電影、電視,從什麽角度都可以做。

  我就與莫言聯系。他同意,約定時間,我去了他家。坐定後,他語重心長,說:你是研究生,不是大專、本科什麽的,采訪這類事不該你做,有時間你該好好研究點東西。

  我何其不想做自己想做的?忙說:采訪你已經很不錯了,爲了分配,讓用人單位接受,再沒必要采訪的人,我也得去。

  他一下子全明白了,再未說什麽。臨别又送我《檀香刑》和上海文藝社一套三本的“莫言小說精短系列”。

  我把這次采訪的内容很快寫成文章,網上發給他

  看,他稍作修改,附了短函,傳回來,說:有些内容談話中可以聊,發表出來我怕你們領導看見後不高興,就做了個别改動。而後,他又關照我留心身邊人的讒言。

  我大大咧咧,不重小節,吃過不知多少的明虧、暗虧,總也改不了,毛病放大,就成了他人攻擊的靶子。這是性格、習慣,也是一個人的命撸鹑巳绾危嫠グ伞

  第一次采訪莫言,則爲還一個人情,是在剛來北京讀書之時。

  念本科期間,我曾被《大學生》雜志推舉爲第一位新面孔和特約撰稿人,他們爲我開專欄,大力推出,這份情誼我感念不已。主編得知我考來莫言的母校讀書後,大喜,電話裏找我,說瑞典漢學家馬悅然,兩次在上海談到國内最有希望得諾貝爾獎的作家是莫言,你給我采訪采訪,争取下期就發出來,版面她留着。

  消息确鑿嗎?我問。她說:确鑿。多少地方都報道了。我們這邊也有記者親耳聽見。

  我對這些看得很淡,覺得莫言做出成績,是他的事,作品、作家不是靠擡就能擡出來的,讓他們自然流傳最好,至少我不必跟着起哄。

  但我不便說出,心裏雖不願,卻知道義不容辭,說你等我電話吧,我先聯系一下,看他什麽時間方便。就從導師那裏要來莫言的電話。晚上打過去,他正在,說很忙,手上正寫《紅樹林》,出版社等着要。怎麽也得明年年頭上才有空。

  我算算,感到他确實沒時間,這麽多文字,一二十天寫出來,我不添亂也罷。就給主編挂電話,說明情況,請她别留什麽版面了。主編通融,說任務交給你了,什麽時候做出來都可以。

  我松一口氣。但知道艱巨,不完成無法交卸,而什麽時候能完成,完成得怎樣,我一點無把握,這要看莫言何時方便、願不願意接受訪談、能不能放開來談、談到什麽程度。

  有備無患,我做起準備,把導師的《莫言論》從圖書館借來,然後看他的文集,做案頭工作,主要是尋一些值得提的問題,同時心裏還計劃将來可以拿他做學位論文,接着寫個“莫言新論”什麽的,一舉幾得。

  最終我沒有單做他一人,而是把他與其他幾十個放在一起比較,談戰争小說中死亡主題的美學問題。認爲中國戰争小說的死亡主題普遍存在着一些難以克服的問題,表現并不深刻細膩,思想形式單一,想象力不夠,矯情者很多,到莫言的中篇小說《紅高粱》、《戰友重逢》時,才有了一個高峰,達到一個很高的水準。

  尤其是後者,人們對它文體上的“開拓性”都未關注,事實上它将凡世凡人與鬼界鬼事打通,生前後世,時空交叉,叠現了人物及其親人的不幸呙问缴现背胁l展了《聊齋》所說的“鬼故事”傳統,極富想象力、啓示性。

  但就是這樣個題目,很不好做,說深了要避嫌,說溋送ú贿^,所以自開題到答辯,争議都很大,導師和領導們沒有一個不忌諱的,希望我放棄,我卻認準了,一條道兒走到“黑”,覺得該說的說,不該說的就收着。

  可即便很小心,也還是沒有避免遭受不大不小的打擊。

  而莫言托人郵來的《莫言研究資料》,我未用到。這是後話。

  人的邭鈦砹藫醵紦醪蛔 N疫@人“大摺睕]有,“小摺币策是不少的。無須我再邀,十來天後,我和莫言不期而遇,是在友人的新書見面會上。

  我連忙随他到最裏間坐下,直接談起來,聊得很多。晚上卻未一起用飯,他提前走了,大概回去鑽他的“紅樹林”了。據這次談話,我寫了文章。主編看過後,笑我做作家可,做記者難,寫文章可,采訪人不行,很不會提問,行文裏分不清哪是莫言說的,哪是我說的。

  我始終認爲,那種一問一答的訪談模式,幹幹巴巴,隻有别人,沒有自己,無意思,恐怕背後都在于作者能力不足,不能和受訪人平等對話之故。我确實是那種不适于被動采訪人的人,更不以采訪了什麽名流而如何。所以,我要的就是“分不清”,感覺文章裏有多個聲音,蠻熱鬧的,否則可以請其他人采訪。

  發表後莫言告訴我,奇怪,怎麽連劉紹銘都看到了。

  其實原稿刊物隻用了前半部分,改動卻大,文字不時斷氣似的,很不流暢,便轉投另一家全文發表。

  隻是聽莫言說時,我很是吃驚,心道:身在海外的華人教授,像劉紹銘這樣的,“盯”住一人做研究的功夫太厲害了,視野還如此開闊,溝通又這麽及時,遠不是我們這邊的各自爲陣,劃圈子拉幫派。蔣泥

  张爱玲在台湾是祖奶奶辈的人物,文学地位相当高,愈到晚年愈拒绝见人露面,住在美国曼哈顿,孤守独处,不与外交道,死得很惨,几天后才有人发现,身世谜一样令人难解。她不过和作家白先勇吃过一顿饭,就引人自豪,白先勇一次再次写文章回忆她。

  “人以文名”“文以人名”,虽则不同,底子上都取决于文章要出色,成了大师,才能流传久远。

  有点小差别:前者以自己为大师,后者本身不足立世,托前者福,文章成为别人研究大师时的资料,而得留存。

  因此,围绕大师转一辈子、“吃”一辈子而能显脸的大有人在。什么红学家啦、金学家啦、老舍专家啦、莎士比亚专家啦……全是这号的。

  但怎么个吃法、许不许你吃、什么时间吃,那也有窍门讲究,要懂得火候、循序渐进。

  我开始不懂,初生牛犊,出道偏早,和不少的名家或者“准大师”打交道,一起开会、一起吃住,一般学生这样的机会难以企及。有时不免说漏嘴,把他们的一些想法、看法和人说说,包括对另一些名人说。这种谈话、回忆的过程,也是在总结、消化,碰撞灵感、火花,交流便有了意义。不想事情出来了,说我不踏实的有了,说我一口一个名人的有了,说我借名人出名的有了。我只得更谦虚,越来越少讲话。再和哪个人见面时,也是悄悄的,把记忆都烂在心里。

  这样当然很不好,是在进行自我封闭,但暂时需保护自己。

  类似的感慨是一次我去三联书店,开“三联·哈佛燕京丛书”的学术交流会。季羡林、陈平原、葛兆光、赵一凡等北大、清华、社科院的教授、研究员都在。

  先发言的则是美籍华人学者杜维明先生。他是哈佛大学教授、汉学家,一上来就批评开了北京大学的老师,说他不少朋友在北大教书,住得很近,有的是同一系的,却相互不认识,更不往来,他询问他人近况,彼此都答不上,交流何等之少!

  他感慨:这怎么能做好学问呢?过去的胡适等人,家里定期开沙龙,不同科系之间甚至文理科之间都有往来,相互能带来信息与碰撞,研究课题很大气。现在呢?

  杜先生可能不明国情,大陆的教授房子不够住,薪水好可怜,哪有条件开什么沙龙!研究点东西已不简单,再关了门造车,感觉“天下第一”,那也难免。

  可见得现在所谓“名家”,多半是莫名其妙成名的。值得年轻人“借”他、“吃”他的有几人?

  理归理,在自己未成名家前,我和名家的交往、交流,某些人看着,就是不舒服,诬赖我“借光”,坐不住,不用心念书。

  学习上其实我是最用功的一个,没想

  到却得了相反的印象。幸而我淡泊,更不至于轻薄到要去借某人出名。

  但诬陷别人很少没有不成功的。好在我心内无鬼。因我不喜巴结名人,和名人见面都是由于不得不见,都有见面的理由,不然平时那么忙,哪有机会和借口见面?

  有一天赶着想拜访莫言,是主编定下采访任务,我还是学生,在一家杂志社实习,并准备留下,需好好表现。杂志做的是电影电视,恰这时,莫言的长篇《檀香刑》出来,据说被台湾还是香港的某导演看中,想拍成电视还是电影,后来才知道那是谣言,主编觉得有东西可做,莫言比较全能,小说也被改拍过电影、电视,从什么角度都可以做。

  我就与莫言联系。他同意,约定时间,我去了他家。坐定后,他语重心长,说:你是研究生,不是大专、本科什么的,采访这类事不该你做,有时间你该好好研究点东西。

  我何其不想做自己想做的?忙说:采访你已经很不错了,为了分配,让用人单位接受,再没必要采访的人,我也得去。

  他一下子全明白了,再未说什么。临别又送我《檀香刑》和上海文艺社一套三本的“莫言小说精短系列”。

  我把这次采访的内容很快写成文章,网上发给他

  看,他稍作修改,附了短函,传回来,说:有些内容谈话中可以聊,发表出来我怕你们领导看见后不高兴,就做了个别改动。而后,他又关照我留心身边人的谗言。

  我大大咧咧,不重小节,吃过不知多少的明亏、暗亏,总也改不了,毛病放大,就成了他人攻击的靶子。这是性格、习惯,也是一个人的命运,别人如何,随他去吧。

  第一次采访莫言,则为还一个人情,是在刚来北京读书之时。

  念本科期间,我曾被《大学生》杂志推举为第一位新面孔和特约撰稿人,他们为我开专栏,大力推出,这份情谊我感念不已。主编得知我考来莫言的母校读书后,大喜,电话里找我,说瑞典汉学家马悦然,两次在上海谈到国内最有希望得诺贝尔奖的作家是莫言,你给我采访采访,争取下期就发出来,版面她留着。

  消息确凿吗?我问。她说:确凿。多少地方都报道了。我们这边也有记者亲耳听见。

  我对这些看得很淡,觉得莫言做出成绩,是他的事,作品、作家不是靠抬就能抬出来的,让他们自然流传最好,至少我不必跟着起哄。

  但我不便说出,心里虽不愿,却知道义不容辞,说你等我电话吧,我先联系一下,看他什么时间方便。就从导师那里要来莫言的电话。晚上打过去,他正在,说很忙,手上正写《红树林》,出版社等着要。怎么也得明年年头上才有空。

  我算算,感到他确实没时间,这么多文字,一二十天写出来,我不添乱也罢。就给主编挂电话,说明情况,请她别留什么版面了。主编通融,说任务交给你了,什么时候做出来都可以。

  我松一口气。但知道艰巨,不完成无法交卸,而什么时候能完成,完成得怎样,我一点无把握,这要看莫言何时方便、愿不愿意接受访谈、能不能放开来谈、谈到什么程度。

  有备无患,我做起准备,把导师的《莫言论》从图书馆借来,然后看他的文集,做案头工作,主要是寻一些值得提的问题,同时心里还计划将来可以拿他做学位论文,接着写个“莫言新论”什么的,一举几得。

  最终我没有单做他一人,而是把他与其他几十个放在一起比较,谈战争小说中死亡主题的美学问题。认为中国战争小说的死亡主题普遍存在着一些难以克服的问题,表现并不深刻细腻,思想形式单一,想象力不够,矫情者很多,到莫言的中篇小说《红高粱》、《战友重逢》时,才有了一个高峰,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准。

  尤其是后者,人们对它文体上的“开拓性”都未关注,事实上它将凡世凡人与鬼界鬼事打通,生前后世,时空交叉,迭现了人物及其亲人的不幸运命,形式上直承并发展了《聊斋》所说的“鬼故事”传统,极富想象力、启示性。

  但就是这样个题目,很不好做,说深了要避嫌,说浅了通不过,所以自开题到答辩,争议都很大,导师和领导们没有一个不忌讳的,希望我放弃,我却认准了,一条道儿走到“黑”,觉得该说的说,不该说的就收着。

  可即便很小心,也还是没有避免遭受不大不小的打击。

  而莫言托人邮来的《莫言研究资料》,我未用到。这是后话。

  人的运气来了挡都挡不住。我这人“大运”没有,“小运”也还是不少的。无须我再邀,十来天后,我和莫言不期而遇,是在友人的新书见面会上。

  我连忙随他到最里间坐下,直接谈起来,聊得很多。晚上却未一起用饭,他提前走了,大概回去钻他的“红树林”了。据这次谈话,我写了文章。主编看过后,笑我做作家可,做记者难,写文章可,采访人不行,很不会提问,行文里分不清哪是莫言说的,哪是我说的。

  我始终认为,那种一问一答的访谈模式,干干巴巴,只有别人,没有自己,无意思,恐怕背后都在于作者能力不足,不能和受访人平等对话之故。我确实是那种不适于被动采访人的人,更不以采访了什么名流而如何。所以,我要的就是“分不清”,感觉文章里有多个声音,蛮热闹的,否则可以请其他人采访。

  发表后莫言告诉我,奇怪,怎么连刘绍铭都看到了。

  其实原稿刊物只用了前半部分,改动却大,文字不时断气似的,很不流畅,便转投另一家全文发表。

  只是听莫言说时,我很是吃惊,心道:身在海外的华人教授,像刘绍铭这样的,“盯”住一人做研究的功夫太厉害了,视野还如此开阔,沟通又这么及时,远不是我们这边的各自为阵,划圈子拉帮派。蒋泥